昆明钱南园副沣，以劾大学士和，直声震天下，其内行尤笃。有弟三，季早世，恤其妇，惟恐不得。所得俸与诸弟共之，终身无一钱之私。
公督学湖南，每按临各郡县试毕，必进诸生告以经义及诗文佳劣，有字体谬误及音韵失谐者，辄面斥或亲责其掌，然奖励亦至。尝一见武陵赵文恪公，叹为人英，见安化陶文毅公亦然。故兴起者众，士皆畏而爱之。公在湖南，吴江陆朗夫中丞耀以祷雨得热疾卒，代者至，值生日将举觞，阍者请馈，公曰：“前巡抚方以死勤事，今遽称庆邪?”今馈烛二梃、藕数斤，代者惧而止。公诗文苍古，书法肖颜鲁公，善画马，风鬃雾鬣，筋骨显露，望而知为严凝之气所特钟云。
钱南园生平多懿行，但为劾和的直声所掩，世多不知。而后世又只知钱南园的颜字，不知其自入柏台，即以“打老虎”自期，亘十余年不少屈，最后竟为和所鸩（见《清史稿》本传）。此犹之乎伊秉绶，只知其书法有名，甚至只知其家所制鹅蛋面名为“伊府面”，不知伊为循吏，同是可悲之事。
按：钱南园系乾隆四十六年，由检讨考选为江南道御史，到台之时，恰逢甘肃冒赈事发。甘肃藩司王望，其时已升任浙江巡抚，按治得实，王望抄家处死。王望山西临汾人，其父王师曾任江苏巡抚，有治行。望以举人捐知县，走了和的路子，仕途一帆风顺，以贪黩出名，亦以豪奢出名。《清代述异》载：
王望喜食驴肉丝，厨中有专饲驴者，蓄数驴肥而健。中丞食时，若传言炒驴肉丝，则视驴之腴处，取一脔烹以献。驴到处血淋漓，则以烧铁烙之，血即止。鸭必食填鸭，有饲鸭者，与郡中填鸭略同，但不能使鸭动耳。蓄之之法，以绍酒坛凿去其底，令鸭入其中，以泥封之，使鸭头颈伸于口外，用脂和饭饲之，坛后仍留一窟，俾能遗粪，六七日即肥大可食，肉之嫩如豆腐。若中丞偶欲食豆腐，则杀两鸭煎汤，以汤煮豆腐献之。豪侈如此，宜其不能令终也。
又有一妾，名吴卿怜，苏州人。王望事败，归于和，而和又败，吴卿怜作绝诗八章自伤，诗云：
晓妆惊落玉搔头（正月初八日晓起理鬟，惊闻籍没），宛在湖边十二楼（王中丞抚浙时，起楼阁，饰以宝王，传谓“迷楼”，和相池馆，皆仿王苑），魂定暗伤楼外景，湖边无水不东流。（其一）
香稻入唇惊吐日（和处查封有方餐者，因惊吐哺），海珍列鼎厌尝时（王处查封，庖人方进燕窝汤，列屋皆然，食厌多陈几上，兵役见之，纷纷大嚼，谓之洋粉云），蛾眉屈指年多少，到处沧桑知不知。（其二）
缓歌慢舞画难图，月下楼台冷绣襦，终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懒去请人扶。（其三）
莲开并蒂岂前因，虚掷莺梭廿九春，回首可怜歌舞地，两番俱是个中人。（其四）
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孙，梁间燕子来还去，害杀儿家是戟门。（其五）
白云深处老亲存，十五年前笑语温，梦里轻舟无远近，一声乃到吴门。（其六）
村姬欢笑不如贫，长袖轻裙带翠颦，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怜犹是浅尝人。（其七）
冷夜痴儿掩泪题，他年应变杜鹃啼，啼时休向漳河畔，铜雀春深燕子楼。（其八）
所谓“害杀儿家是戟门”者，据说吴卿怜之归和，为蒋戟门所献。戟门名赐，江苏常熟人，文渊阁大学士蒋廷锡之孙。蒋廷锡、蒋溥父子，雍正、乾隆两朝，先后任户部尚书，蒋赐于乾隆五十二年授户部右侍郎，至嘉庆四年始降调，三世官户部，蒋赐复以和的奥援，在部十二年之久，家资巨万，起居豪奢，实为和的心腹，但和党羽中，蒋赐之名不显，信乎有术。
此绝句八章，哀婉动人，而吴卿怜实无其人，不过好事者假托而已。据诗，知和之败，卿怜二十九，而王望伏诛于乾隆四十六年，下距嘉庆四年已十八载，计卿怜之年，不过十一，安得王望的宠妾?
以王望为主的甘肃冒赈案，为乾隆朝大狱之一，陕甘总督勒尔谨及诸府县官吏死者数十人。独陕西巡抚曾两署总督的毕秋帆（沅）无事。钱南园为此不平，上疏举劾，结果降为三品顶戴，仍属陕西巡抚。此是乾隆从宽处置；因为毕秋帆当军机章京应殿试时，书法较劣，本无鼎甲之望，以对策论西北屯田特详，为乾隆亲自拔置一甲一名，是道道地地的“天子门生”，不免卫护。
毕秋帆爱才下士，但操守不佳，且屡误戎机，而由陕抚调河南，旋擢鄂督，至嘉庆二年殁于仕上，始终无严谴。直至仁宗亲政，始于嘉庆四年追论川楚教匪案失察贻误，滥用军需，夺其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并抄家。
乾隆四十七年，钱南园严劾山东巡抚国泰、藩司于易简，吏治废弛，贪婪无厌，各州县库款皆有短少。朝命大学士和、左都御史刘墉，带钱南园到山东查办。乾隆晚年，念及身后之名，恐后人不承认其为英主，故于整饰吏治特严，此案为其一。
国泰，姓富察氏，以纨而早贵，行事荒谬绝伦。《清朝野史大观》记其笑史云：
乾隆末国泰为山东巡抚，年才逾弱冠，风姿姣好。酷嗜演戏，在东日与藩司于某在署中演长生殿，国扮玉环，于扮明皇，每演至定情窥浴诸出，于以为上官也，不敢过为亵，关自科诨，草草而已。
演既毕，国正色责于曰：“君何迂阔乃尔，此处非山东巡抚官厅，奈何执堂属仪节以误正事!做此官行此礼之谓何。君何明于彼而暗于此耶?”于唯唯，自此遂极妍尽态唐突西施矣，国乃大快曰：“论理原当如是。”
此“藩司于某”即于易简，江苏金坛人。其兄于敏中，为乾隆早年的宠臣。《清史稿》以于敏中与和卒为一卷，表示乾隆吏治之坏，即坏于此二人之手，殊为有识。于易简在红氍毹上与国泰演对手戏，私底下则长跪白事。监司见督抚，即令是“庭参”亦“扶而免”，三揖就坐，于易简竟至长跪，无耻之极！
当和一行到达济南时，据说抚署正在演戏。国泰闻报，匆匆卸妆，赶到接官亭见钦差时，粉墨之痕，犹存于面。他自恃有和的奥援，了无所惧。和亦很想袒护国泰，无奈既有钱南园，又有刘石庵（墉），结果尽得真相。
原来国泰早得和密函，事先嘱咐各县向商家借银充数。所以钦差一到，先盘查首县历城县库，抽查了几封银子，又点了总数，和认为没有毛病，起身要回行馆。钱南园却看出了毛病，要求封库，第二天再盘。由于有刘石庵的支持，和虽怏怏不快，却不能不勉强同意。
历城县库的毛病，在库银的形式不符。入库之银，都是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通称“官宝”。杂色银两，皆须经藩司衙门指定的炉房回铸成“官宝”，方能入库。
钱南园看历城县库的存银，轻重不一，式样各异，便知是市面上借来的。他的处置办法很绝：第二天到了历城县，立即出一张告示，凡商家借银与历城县者，即持借据来领回，逾期不领，视作放弃，没入官库。这一下，领主无不持借据来呈验。钱南园按数发放，等借据全部收回，历城县库也就几乎空无所有了。
于是国泰下狱赐自裁。刘石庵调工尚。钱南园升通参，转常少，擢通副，出督湖南学政。以荆州大水，钱在邻省竟不上闻，为乾隆所责。湖南巡抚浦霖复摭拾他事，上疏攻钱，竟因而降调为六部主事，未及补缺，丁忧回籍。五十八年服阕，授户部主事，旋升员外郎，复授为湖广道监察御史，距其初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已十二年了。
乾隆五十九年，钱南园奉派为军机章京。阿桂以下皆称“南园先生”而不名，为军机章京前所未有的尊遇。钱南园在未到差以前，以御史身份上疏云：
臣伏见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入直军机，大学士和则入止内右门内旧直庐，或入止隆宗门外近造办处，大学士王杰、尚书董诰，入止南书房，尚书福长安入止造办处。每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属僚白事，趋走多歧，以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感德怀刑，决不至启朋党之渐。然行之万世而无弊，实莫如率由旧章。
而世宗以来，及皇上极御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由前律后，不应轻于变更。况内右门切近禁内，大臣入止，司员随之，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狎熟，万一有无知如前之高云从者，虽立正国典，而所已多，杜渐宜早。若隆宗门外及造办处，则应差人众窥探于外，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请申饬诸臣仍照旧例。疏入，有旨饬责，由是有稽查军机处之命。
时和相擅权，朝中自立私寓，不与诸公共坐，公劾之，谓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椎。佞者即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
今和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恐为揽权之渐。
钱南园所列举的军机大臣共五人，依序应为阿桂、和、王杰、福长安、董诰。除阿桂外，王杰、董诰，皆非和党，王杰尤恶和，《清史稿》本传：
杰在枢廷十余年，事有可否，未尝不委曲陈奏。和势力赫赫，事多擅决，同列隐忍不言，杰遇有不可，辄力争，上知之深，和虽厌之而不能去。杰每议政毕，默然独坐。一日，和执其手戏曰：“何柔荑乃尔?”杰正色曰：“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和赧然。
王杰对和的态度，虽出于本性，而实以耿直报乾隆之知。原来王杰的状元，本来应该是赵翼的，适以平定西域，为示偃武修文之意，将殿试前十本第三的王杰，拔置第一。乾隆对和，徒以有一段断袖余桃的孽缘，乃恶恶而不能去。但对阿桂、王杰、董诰皆善善而能用，且与和同列，以收裁抑之功。英主之所以为英主，看乾隆的作为，思过半矣。
董诰浙江富阳人，其父邦达，以丹青受知乾隆。董诰亦一直是文学侍从之臣，虽在军机，直南书房时较多，生平以调护乾隆、嘉庆父子感情一事最可称。《清史稿》本传：
嘉庆元年，授受礼成，诏朱来京，将畀以阁务。仁宗贺以诗，属稿未竟，和取自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高宗色动，顾诰曰：“汝在军机刑部久，是于律意云何?”诰叩头曰：“圣主无过言。”高宗默然良久曰：“汝大臣也，善为朕辅导之。”乃以他事罢之召。时大学士悬缺久，难其人，高宗谓刘墉、纪、彭元瑞，三人皆资深。墉遇事模棱，元瑞以不检获悉，读书多而不明理，惟诰在直勤勉，超拜东阁学士。明诏宣示，俾三人加愧励焉。
乾隆之择皇十五子琰继统，是经过慎重考虑的。第一个因素是，乾隆晚年自知游幸、土木、用武，古来帝皇花钱的三个毛病都犯了，民力凋敝，亟须休养生息。而皇十五子本性仁厚，可望达成他的期待。第二个因素是年龄，国赖长君，固然不错，但一入中年，难望有所作为，更恐年寿不永，如明朝泰昌的故事，足以动摇国本。皇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六十年内禅时，年三十六，应该还有二三十年的天下，年力正强，亦很有一番事业可做。乾隆的打算是不错的，尤其是他实现了他的祖父的想法，不负康熙对他的钟爱，确是很值得恭维的一件事。
但是，大权所在，即令父子，亦不免猜疑。乾隆熟读纲鉴，深知大权脱手的太上皇如唐太祖、唐玄宗、宋高宗等，味道缺缺。所以虽已内禅，权力并不放松。如果嘉庆笼络大臣，在乾隆看，即有布置羽翼、谋夺大权的嫌疑。但乾隆毕竟是英主，故能体会董诰的本意，欣然嘉纳。
福长安为孝贤纯皇后内侄，傅恒幼子。博恒四子，福灵安、福隆安、福康安、福长安。福康安为乾隆的私生子，其蛛丝马迹，较之孝庄太后与多尔衮的一段情，以及慈禧太后因小产血崩，转成痨病，更为明确。此在乾隆的诗文集中，有情不自禁的流露，更耐人寻味的是，福灵安、福隆安皆为额驸，而福康安“身被十三异数”，死封贝子，独独生前未成为乾隆的乘龙快婿，其故安在?岂不可思!大概在乾隆末年，福康安实为皇子，口耳相传，是个公开的秘密。所谓“嘉庆君游台湾”，殆由福康安平林爽文的附会而来。此是闲话，表过不提。
福长安以其父其兄的关系，本可不必依附和，而竟亦成为和党，大概因此而为嘉庆所卑视，所以嘉庆四年以后的境遇坎坷。《清史稿》傅恒传附福长安传：
（嘉庆）四年，高宗崩，大学士和得罪。仁宗以福长安阿附，逮下狱，夺爵，籍其家。诸大臣议用朋党律，坐立斩，上命改监候，而赐和死，使监福长安诣。和死所诡视，旋遣往裕陵，充供茶拜唐阿，就迁员外郎。
六年，以请还京夺职，发盛京披甲，旋自骁骑校屡迁，再为围场总管，一为马兰镇总兵，再署古北口提督，屡坐事谴谪。二十一年，援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二十二年卒。
钱南园之入直军机，身份特殊：一方面是军机章京；一方面又以上述一奏为乾隆嘉纳，即命司稽察之职，犹是御史的本分。和对他自然恨之刺骨，而无奈其何，于是故意加重他的工作负荷。钱南园当然咬着牙忍受，年老力衰，兼以平时清廉自持，生活刻苦，因而劳瘁成疾，竟致下世。奸佞摧残正人，无所不至。姚惜抱挽诗有云：“孤危仍不恤，溘死又谁论?”致慨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