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自己的浴室(3)

黄仁宇Ctrl+D 收藏本站

  上海

  从柳州到上海的飞行平淡无波。第三方面军的先遣部队包括两名副司令与二十五名军官士兵。我们又运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以备不时之需。9月4日午夜后不久,美国C54飞机起飞。由于经度的差异,等我们到达长江三角洲时,天早就大亮了。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从高空俯览,但机底下的景色异常熟悉:一片水乡泽国,村落点缀在庞大的溪流与运河之间。我们飞抵江湾机场时,C54似乎打算和整齐停在机坪的成排日本战斗机为伍。战斗机机翼与机身上的红太阳,仍然显得邪恶不祥,威胁感十足。还不到一个月前,这还是禁忌的画面。一个人只有做恶梦时才看得到这种景象,否则他绝对无法生还,将所见告诉他人。不过,虽然停驻的战斗机让我们激动,但更令人吃惊的还在后头。

  前来迎接我们飞机的日本陆军及海军军官,一点也没有我们预期的不快或反抗态度。他们举止体贴有礼,甚至显得快活。一声令下,他们的司机就拿下轿车上的国旗,神色从容,换上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旗子是我们带来的,装了一整箱,准备在各种场合中使用。车队开上南京路,送我们到华懋饭店(译注:即现在之和平饭店)去,套房与房间已帮我们预先准备好了。华懋饭店可能是当时国内最豪华的饭店。地毯厚实,窗帘、桌布、床单等都是顶尖的材质,家具是厚重的柚木,全身尺寸的镜子随处可见。如果想用餐,我们只要到楼下的餐厅或咖啡厅,点菜单上的菜,再签个名即可。由谁来付账,饭店是由谁管理,我始终无法得知。事实上,当时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日军军官看我们受到妥当照料后,向将军敬个礼就走了。他们到底是我们的假释犯人呢?还是我们是他们在政权交替时的客人呢?实在难以分辨。

  其后数天,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日本将军与上校前来会商接管事宜。从他们的态度来看,这只是例行公事,因为他们从来不争辩。郑将军和张将军说话时,他们总是专心倾听,然后回以简洁肯定的“知道了”。他们是真心诚意的吗?他们怎么可能对投降屈服表现出如此少的感情?由于记忆犹新,许多中国人仍然认为,永远不可以信任日本人。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大和战士是全世界最直线思考的民族。依他们的想法,一旦挑起战争,必须将自己的命运交给暴力来决定。既然力量至上,武装冲突后的决议成为最高指导原则,因此战胜者一旦诞生,就再也没有必要去让其他因素干扰最终决定,也就是终极事实。现在回想起来,日本天皇宣布日本被击败时,和我们接触的这些军官可能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我们抵达当晚,我溜出饭店到上海市区好好逛了一回。我对上海并非全然陌生,因为在战前曾经来过数次。当时还有以英国为首的各国租界,英国租界从码头区一带开始,日本租界在虹桥区,另有独立的法国租界。各租界有自己的公共设施和大众运输,连警力也各不相同。殖民母国带来了包头巾的锡克人和黑牙齿的安南人,负责指挥交通。有时会看到一连英军在静安寺路上行军,配上苏格兰风笛的军乐。上海也是罪恶的城市,酒吧里有水手及妓女,城里有赛马、赛狗、赌场、黑社会及黑帮老大。但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上海是文化中心。所有的电影都是在上海拍摄,许多书报杂志——和人口不成比例——在上海出版,这也是上海充满吸引力的原因。

  珍珠港事变后,日军全面占领这个国际都会,原先百无禁忌的欢乐大幅节制。不过,令我惊讶的是,许多旧店家居然能安渡战争及被占领时期。先施百货还在,永安百货也是。在法国租界霞飞路上的咖啡厅及餐馆内,女侍是白俄人。部分餐厅仍装有吃角子老虎,商店里满是商品,没有配给或价格管制的迹象。展示的商品包括羊毛织品、丝织品、烟草和知名的威士忌。还有锡罐装的香烟:三堡牌(ThreeCastles)、绞盘牌(Capstan)、骆驼牌和雀斯牌(Chesterfield)等等。LuckyStrike的绿色标帜并没有在战争中烟消云散,一定是在上海的某个角落躲了一阵子,在战后以原来的面貌出现在架子上。欣赏完种种商品后,我开始替自己买件睡衣,这时才惊喜异常,因为商店不只愿意接受法币钞票,而且法币的购买价值相当于在昆明或柳州的十倍之多。

  在一家兼营兑换钱币的香烟店里,我很快证实了这个令人狂喜的发现。这家店买卖黄金、美金及法币。我从来没有预期到,任何店家会将我们领到的纸钞视为真正货币。兑换的汇率也对我十分有利,我开始觉得,在飞到上海前在柳州剪头发是多么地愚蠢。如果我延后二十四小时再理头,在柳州花的那笔钱,可以让我坐在上海舒服多了的旋转椅上,剪一整年的头发。我在内陆买点心的钱,足以在这里的上好餐厅享用一顿丰盛的晚宴。我在昆明咖啡厅里付的小费,可以在上海吃一顿牛排大餐。童中士替我卖的两件厚黑呢衬衫,可以让我在这里订做一套羊毛西装。背袋的钱让我顿时成为富翁。

  正如加尔布雷斯(JohnKennethGalbraith)指出,在中国内陆和接收前的沿海地区之间,存在着空前的币值差异。(加教授后悔没带现金到上海,无法趁机采购价格便宜到离谱的真丝和绸缎。如果他当时来找我,我就可以帮他忙。我猜他也住同一间饭店。)在特殊情况下,要致富并不难。当时我应该把手上的现金换成黄金,找个借口去搭美国飞机(当时正从事规模极为庞大的部队运输作业),回到柳州,卖掉黄金,再回上海,买更多黄金。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事实上,这是合法的勾当。不过,我不应该为错过大好良机而后悔哭泣。那样的冒险将使我的人生踏上截然不同的轨道,其后果将超乎我的想象。因此,当时胆小的我乖乖把钱留在背袋里,偶尔拿出一小部分来享乐一番。我并没有把这笔钱换成美金,所以后来货币贬值时吃了亏,幸好贬值速度并不快。只要我还有这笔钱财,我的生活就还算愉快。这种“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的金钱管理方式并不算太糟,即使名列全球顶尖经济学家的加尔布雷斯,也没有比我好多少。

  在上海住了两晚后,我们飞往南京。郑将军负责处理伪政权时代的“伪军”。他和部分军官面谈,决定他们的未来。士兵则被国军吸收,或是转成警力。后来有些人穿着新制服参与在东北的战事。

  我们在南京时,目睹冈村宁次将军正式对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投降。日军忙着清理受降典礼的场地,这些士兵维持绝对严谨的纪律。输了大战、帝国体系解体、希望和保证落空、牺牲个人和家庭、前途未定带来的压力和焦虑,都无法构成不服从的借口。他们的军官一点也不失去权威,仍然对士兵大叫“你们这些废物”。

  9月9日这一天,冈村宁次抵达中央军校,签署受降书。在照相机此起彼落的镁光灯中,他显得有些不安,握紧拳头提振士气。军官也好,士兵也罢,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在战争结束时表现出不安。除此以外,无论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翘起的嘴角、鬼脸、不满的抱怨或是一丝一毫的扬言复仇。日本人是一流的输家,他们的自制力超群绝伦。以前的敌人在我们面前表现如此杰出,让我们开始怀疑,他们是否就是传闻中残暴野蛮的日军。

  我们回到上海,刚好赶上过中秋节,放假气氛仍然很热烈。任何时间都可以听到间间断断的爆竹声。军用吉普车和三轮车都插着一种特别的旗帜,设计者沉迷于自己对世界新秩序的幻想,在旗子的四边画上四强的国旗,中国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最大,其次是美国的星条旗、英国的米字旗及苏联的镰刀旗。每当美国飞机飞过黄浦江时,所有的船只都鸣笛欢迎。有一次,一位美国水手付钱给三轮车司机,请他坐在自己的车子里,水手自己用力踩着踏板,和其他车夫比快。这些水手精力充沛,如果说在美国家庭和健身房中普遍使用的健身脚踏车,是由其中一名水手所发明,其实也不为过。

  第三方面军总部从华懋饭店搬到前法国租界的一栋公馆,再搬到虹桥前日本海军军营。每搬一次家,我们的地位和影响力也随着降低,相关福利随之减少。上海人从新闻影片中看到盟军的胜利游行,一心期盼中国军队也有类似的表现。欢迎委员会看到我们的士兵穿得破破烂烂,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拿着竹竿和水桶从飞机上走下来,他们的满腔热心顿时化为乌有。更不消说,法币魔力消退,让城里的商人不再喜欢我们。

  但是我一点也不沮丧,反而认为未来一片光明。从军后能够生还,而且视力和四肢完好无缺,就足已是一项成就。我已看够云南的群山和缅甸的丛林,稍微放松一下并不过分。郑将军一定也有同样的念头,他换上平民服装,搬入一间从汉奸没收来的房子里,偶尔才进办公室一趟。无事可做的我,学会了社交舞。上过几堂课后,我穿着新的轧别丁制服,和约会对象到茶会跳舞,有时也去夜总会。我看着乐师拉扯收缩手风琴的风箱,舞池里有一对舞步轻快的年轻人,随着音乐伸展及压缩自己,身体差点横倒在地上,仿佛他们也是乐器的一部分,两个身体合而为一。他们跳的是探戈,看了真是赏心悦目。还有伦巴及森巴的音乐。乐师转而拿起像西瓜但有把手的乐器,发出沙沙的响声。舞池里的男男女女全都随着音乐摆腰扭臀。这些舞步对我而言太过前卫,所以我敬而远之。我只让自己跳狐步和华尔兹,也就是最基本的舞步。在成都时,我们练过单杠和鞍马,因此我自认运动细胞还不错。但有一天,朋友的妹妹可能是不怕对我说实话,直接对我说:“为什么你要用力推我?把我当成手推车吗?”

  我大概是在这个时期认识安的。我常带她去夜总会,我弄错节拍时,她就会抓着我的手,表示要暂停一下。她稍微停顿后说:“来,再试一次。”放松后果然合上节拍。

  我告诉她许多军旅经验,但略过在云南用手指掐虱子那一段。我发表长篇大论时,她静静听着,我讲完时她会说:“这已成过去。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略感失望,甚至有些懊恼,原以为她会更热衷一些。

  更烦人的是,战争可能尚未结束。中国可能卷入新的战事,也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内战。每天点点滴滴的消息都指向我们最害怕的事:紧接抗战而来的内战,似乎无可避免。华北爆发零星的战事,但真正的麻烦在东北。苏联阻挡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但共产党军队却以步行和破烂的车队急速抢进。众所皆知,我们不能再承受任何战事,这个可怜的国家已经被战争蹂躏得差不多了。我想到我在共产党的朋友,不知他们此刻做何感想。但是,如果牵扯到苏联,而东北也即将不保,我们就别无选择。处境之悲惨,莫此为甚。

  我对倾心的女孩讲了很多自己的事。而今思之,我一定是想透过与她的谈话来解决个人的困境。我说,希望能待在军队中,最后成为将官,见识世面,就像她父亲一样。我说我还不够格当指挥官,我可以有将军的思考方式,但怀疑自己行动上做不到。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并不难,叫他人去送死则是另一回事,正如一名上校曾经形容的,“将他们送到敌军的枪口”。衡量种种因素后,我还是考虑去当军事理论家或军事史家。她静静听着,不发一语。有一次,我说到自己可能试着退役。这次她回以:“退役吧。”

  “咦?”我愣了一下,她的回答太过明快。我原先以为会听到更温和的建议,比如说从军这么多年,思考下一步时应该更谨慎等等。

  “如果你想退役,”她接着说:“就退役吧,不要光说不练。”

  问题是,我无处可去。我这一代的年轻人大多想出国留学,中国政府却限制学生护照的数量,只发给大学毕业后出国念硕士的人。除奖助学金外,教育部还举办竞争激烈的考试,让出国念书的人取得个人贷款。市场的汇率是两千法币兑换一美元时,通过国家考试的人可以到指定银行以二十法币换一美元。贷款是假,百分之九十九的资金都由政府出资,作为补贴。他们甚至还设立一个类别,给在战争最后两年被政府征召当军队翻译官的大学生。像我这样在军中待了很多年的老兵,根本没有机会。

  “你知道原因何在吗?”安问我。

  我摇摇头。

  她解释,国民党并没有宪政基础,不必对任何人负责。大学生却可以借游行、绝食抗议、散发传单等方法来捣乱,所以必须安抚他们。另一方面,不论我是不是老兵,像我这样的人根本对政府构不成威胁。会造反的人才值得尊敬,会吵的孩子有糖吃。

  也许我该重返校园,可能这才是长期的打算,尤其是在政府还提供奖学金的时候。我从军之前,才刚在南开大学念到大二。不过我不想再重念电机工程。看到眼前出现人类如此大规模的奋斗与挣扎,我已经对别的领域产生兴趣,不想再研究安培、伏特、静电系单位等。我有了战争的第一手经验,念新闻可能是不错的主意。在新闻的领域彰显自己,不但比较刺激,机会也比较大。我曾听当时流亡昆明的南开大学副校长说,一旦下一年他们在天津复校后,计划设置新闻学系。我把自己登在《大公报》的剪报,并附上在《抗战日报》时工作的概况,以及投到其他地方的文稿(有一篇登在香港的刊物上)一起寄到注册组去,希望可以换得一些学分,或至少确认我换主修学科时,不会丧失太多资格。大学的回复如下:“有关你请求承认你在课外活动的成果,等你的入学受到正式核可,而你本人入校时,将得到适度的考量。”我的询问就此打住。校园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官腔官调。

  为何不放弃大学学位,直接进入报界工作呢?我在共产党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上海的两大商业日报重新出刊,不吝大篇幅刊登股票和债券价格,却对我的战争见闻不感兴趣。我唯一想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当时仍是中国教育精英的灯塔,受到我这一辈年轻人的景仰。我还去找一位以前认识的人,他是该报上海办公室的通讯社编辑。我去找他时,他在办公室一旁的昏暗小房间内,刚从行军床上醒过来。谈了数分钟后,我打消问工作的念头。《大公报》存在了我个人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除了抗战胜利后的财务及重新定位的问题之外,还面临着即将开打的内战,到底要支持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或是保持中立,如果可能的话。

  到了11月,接管日军的工作全部完成。第三方面军的总部完全撤出上海,搬到无锡。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却被留下来,监督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整修国道沪杭公路。之所以有如此安排,是出于下列的背景因素:

  战后不久,我们的想法是解除日军的武装,尽快送他们回国去。大上海地区的日军在缴械后,被送到江湾的战俘营区。但是,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过去了,找不到交通工具可以遣送他们回国。我们当时拥有的运输工具绝大部分由美国提供,正忙着将政府人员从重庆送回南京,把军队从南方运送到北部及东北。在这样的情况下,遣送日军不被视为当务之急。然而,只要我们留他们一天,就要养他们一天。因此为何不叫他们工作呢?很合逻辑的想法,但修复道路的工作并不需要由中将来监督。原因出在汤恩伯将军既然无法让他的第二副手在总部有事做,于是很大方地解决这个问题,至少暂时不成问题,让郑洞国有借口待在上海的家,不必毫无意义地待在不方便又不舒服的无锡。

  这样的安排对我再满意不过。工程军官莫少校和我必须安排前置作业,花很多时间在户外。这时没有更称我心意的事了。打从春天从缅甸回国后,我大半都在游荡。抗战胜利的兴奋既然已经结束,这项工程不但让我有事可做,而且可以让我分心,不去担心工作、事业、学业、遥不可及的安等种种无法解决的问题。

  日军已缴交挖掘壕沟的工具、手推车及卡车。每当我问起这些工具时,上海后勤司令部的军官照例道歉连连:他们不知道工具放哪里。每当我去仓库和军械库时,第二负责人同样道歉连连:“主管不在,他们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这些工具交给我们。最好的方法就是麻烦黄参谋再过来看看。明天主管会回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等了几天后,我发现日军第六十一师团总部有位会讲英语的中尉,而且在奉召入伍前还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生。他和其他日军告诉我这些器具的确定放置地点,不但有工具,还有水泥、木材、绳索、木棒等,是数周前才缴出的。我领着第三方面军的正式命令,重新回到仓库和军械库。我对他们说,不行,我不方便再去他们的办公室一趟,如果负责的人不在,不管谁代理,都要给我十字锹和铲子。日军已准备好要上工,共有一万五千名士兵呢,每天要花一百万元去养他们。副司令长官会问我工程为何耽搁,如果他们不相信,我可以当场打电话给郑将军。如果没有施加威胁,修复工作不可能顺利进展。

  日本人就很容易相处了。六十一师团的工程军官缴交一份计划书,一开始免不了是形式化的内容:工程的目的、应有的规模、大体的方向和重点等等,也就是可以刻在石板上的序言。不过,接下来的内容并非装点门面而已,计划书上的每个细节都可以彻底执行。在指定的时间和指定的地点,总看得到准备就绪的士兵。事情从不出错。在工程期间,他们分配到村里居住。虽然已经解除武装,仍然由我们七十四军的部队来看守。我们一度担心战俘和居民之间会起冲突,因为日军在战时的残暴仍让人记忆犹新。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只有过一起事故,一些日本兵在户外生火,结果风势太强,一户民宅的茅草屋顶被烧坏了一部分。但在我方得知以前,日军已经和屋主和解。一整团的人绝食一天,省下伙食费来赔给屋主。郑将军得知此事,很可怜他们,因为一整团的人,无论是军官或士兵,都得挨饿过夜。他盘算再补给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表示他的善意。但我劝他不用这么做。我说,这些战俘负起责任赔钱时,善意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们应该让好事和坏事并存,不必去遮掩。

  但中国人民实在很宽容慷慨。他们心胸很大方,虽然能给的不多,张上尉就是一例。张上尉负责七十一军的运输连,负责看守一营的战俘。我们称之为“铁肩”的运输部队,原先出身苦力,只不过后来改披战袍。他们是军队里任劳任怨的驮兽,而非中国军队的骄傲。整连不过拥有二十支步枪,聊以自卫而已。当他们奉命看守日军时,矛盾的景观就出现了:日军穿着的羊毛军服,即使缺乏清洗熨烫,仍然比这些看守兵更新更像样。总而言之,这就像是《桂河大桥》中“黑即白,白即黑”的翻版。

  有一天晚上,我经过张上尉住的村落,顺便看看他。吓我一跳的是,他和三四名日本军官刚从村中唯一一家餐厅回来,呼吸间仍有酒气。我有些不安。虽然没有明令禁止和以前的敌人交好,但我们想不到张上尉会和日本军官喝酒、享用大餐。这种行为也会引发疑虑,这些日本军官对他有何用心?或是他对他们有何用心?一顿大餐所费不多,但就我所知,双方都没有太多钱。战俘理论上不可以持有现金。在国民党军队这方面,由每一个指挥官斟酌,连长可以虚报两名士兵,领取他们的薪资配给,不会有人多问两句,但超过限度就要受罚了。这个巧计正可以填补组织的漏洞,让连长有津贴可供应用,或是作为个人的补贴。不过,这笔金额也不大。

  原来那晚张上尉自掏腰包请客,可能要花费他半个月的薪水。他不觉得奢侈浪费,也不觉得自己过度友善,他只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从他的粗俗言辞中,我猜出他是那种一路从下士、中士而晋升到委任军官的人。他称我为“贵参谋”,自称“小连长”。“高层心肠硬,不能好好对待这些人。”他有些愤愤不平:“没关系。”事实上,这是控诉政府没有提供招待费。因此小连长必须改善情况。张上尉可以说是欧洲骑士精神的化身,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对以前的敌人亲切和善,才能使他们相信自己已经被原谅,而且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对敌意深感抱歉。他有很强烈的同情心,真心替这些日本人难过。他形容日本被轰炸,就像被压垮的西瓜一样,沦为盟军的殖民地,这时即使是我们身旁那位会说中文的日本通译员,也忍不住笑了出来。我深信这个受过不多教育的上尉心肠太好,我也了解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具有持久的活力,展现在老百姓的对外关系上。我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大参谋身份来教训这个小连长,反而被他高贵的纯朴所折服,我想那些被款待的日本军官也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在野外工作,让我的心思脱离了安,而且心安理得地以为,军旅生活和我曾体验过的愚蠢和虚度生命大不相同。沪杭公路是沿海重要的运输要道,地理上相当于美国纽约到华府的公路。不过,这条公路从来没有铺好过。在日本占领期间,路面由于滥用而损坏严重。日军完全避而不用,因为沿路容易遭到中国游击队的埋伏狙击。他们宁可改用铁路或水道,在溪流及运河密布的水道上,他们的马达船可以快速前进于广大的地区。在战争末期,盟军可能在中国东海岸登陆,这种立即威胁更使日军毫无整修道路的诱因。我第一次开上这条公路时,发现部分木桥已经摇摇欲坠。在防波堤上方的路段,吉普车行驶速度还算快,但道路延伸到稻田时,村民往往开挖沟渠,用来引水灌溉田地,因而常成为车辆的陷阱。有一天傍晚,我开吉普车通过沟渠密布的路段,如果我运气好,大可顺利通过,不会出事。但我在最后一刻才看到一条大水沟,紧急踩煞车,前轮因而绷紧,承受所有的压力。我从猛烈的振动中回神,庆幸只有前轮轮轴坏掉,我的内脏及脊椎安然无恙。我等了三小时,才等到日兵开着军用卡车来,是在修复队执勤的六部卡车之一。不论是中国人、日本人、守卫、战俘或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协力,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坏掉的吉普车垫上临时做的木板推上卡车。

  我们进行修复工作时,用的是简单的工具和简单的材料,绝对称不上是工程壮举。如果没有后续工作,我也无法保证路面能持续多久。不过,工程给我很大的成就感,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与对大众有利的工作。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工程靠的是和日本人合作,而我从小学开始,对日本人虽有种种情绪,却从来没有想过合作的可能。

  从那段时间以后,我持续远离安。我又结识了一位年轻几岁的女孩辛妮。她和安一样,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辛妮身材娇小,皮肤光滑白净。但是,我和她出去时,所引起的注视比不上和安同行时。我去找辛妮时,不必等待。她会尽快从楼上飞奔而下,穿着拖鞋或家居鞋,不管脸上有无化妆。她常问我问题,例如陆军上尉和海军上校有何不同,少校和中校哪一个比较大。有一次我对她抱怨部分军官没有品位,穿西式军裤时,却又穿着有装饰鞋钉的靴子。她说:“也许他们希望踩在烂泥地上时,不会弄脏了裤管。”

  辛妮乐于助人。有一天我送她回家时,前方忽然跑出一辆脚踏车。我不太会开车,当然立刻用力煞车,根本不管离合器,引擎因此熄火。令我惊慌的是,车子居然发不动了。引擎盖下的电瓶发出柔和的低鸣声,但马达还是无法激活。我事先已经被警告过,这辆车的马达可能有问题,因此试了好几次后,我把车子——辛妮称之为“吉普车辆”——推到路边,然后打电话。回到吉普车旁时,我告诉辛妮,我回去见将军会迟到,必须改搭电车。我问她是否可以行行好,在车旁等待,军队里的技工会在一个小时内出现,带她回家。她只问我,如何对技工说明车子的情况。依我的理论,是因为电线和磁场不合,但这种说法对她而言稍微复杂了些,我于是用中国驾驶的惯用说法:“马达的齿轮卡住了。”后来她如实转达给维修人员,他们就了解我的意思。我怀疑安是否会同意帮我忙,事实上,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胆子开口请她帮忙。

  有一天,我要处理一些文书工作,辛妮答应我的请求,偷溜到我的营房,在我的床上睡了两个小时,我则在床边工作。她醒来时,对我微笑,我于是抱抱她。她脸上仍然挂着纵容的微笑,一边喃喃着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

  那一瞬间,我不能说不动心,但多嘴的我又问:“你确定吗?”

  “当然,”她说:“只要你最后会娶我。”

  婚姻是神奇的字眼,却也很有威胁性,一定使许多好冒险的年轻人突然变得胆小,立刻停止不成熟的举动,当时更是如此。我因此就僵在那里,在一刹那间,所有的狂野期待全都消失。穿过我脑中的,反而是当时面临的种种问题:中断的学业、经济状况、职业及未来。成都城外的甘蓝菜田再度浮现脑海,孟拱河的冷冽也再度贯穿心中。

  我知道辛妮的念头。她父亲在上海有个稳当的生意,她哥哥取得英国文学的大学学位,抛弃学业在店里当助理,负责值夜班。他结婚后搬出家里,但租屋离家只有几步路,便利和太太回家吃饭。辛妮的姊姊和姊夫最近才从重庆搬回来,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搬回娘家住。他们需要找一个地方住一阵子,好找工作,但没有人在意他们会住多久,不管是三个月或三年都没有差别。我去过辛妮家,拥挤并不成问题。只要和家人达成协议,商量轮流用洗手间就可以了。我受邀进入其中一个卧房。我们在地上铺张毯子,像野餐一样,坐着玩牌。我喜欢她的小外甥,让他骑在我的肩上,背着他上楼,教他唱:“谁要买小孩?我们有小孩要卖!”但有一次我太过兴奋,忘记楼梯顶的门楣很低,结果小男孩的头就撞到了。他放声大哭,但辛妮的姊姊和蔼笑着,把小孩抱走,一边说:“没关系,不用担心。”

  如果辛妮的姊姊、姊夫、哥哥、嫂嫂都不介意,我们也应该不介意才对。所以人人都应该结婚,生计不成问题,人口过多也不是问题。人愈多愈好,因为大家可以彼此帮忙,这样的精神持续推动中国,不论是战争还是承平时期,不论是贫是富。但我不知在何时就学会反抗文化的强制力,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没有就读林彪的抗日军政大学。他们开始对生活的每个层面贴上“主义”的标签时,这种强制力道更形强劲。也许正因如此,我经历人生中的种种乱象,有时爆笑,有时哀凄,有时发人深思,可以说这并非意外。我生于1918年。次年,五四运动诞生,领袖人物高喊:“打倒孔家店!”这个口号伴随着我成长,不断在耳边回响。辛妮可以质疑我:如果我要的无非是自己的浴室和小孩碰不到的高门楣,直说就是了,没有必要把孔子牵扯进来。她说的可能没错。但对我而言,这些东西总是一起出现,如果你屈服于其中一项,你也必须屈服于其他。因此,虽然床上的娇小女孩仍然保持着淘气的表情,牙齿轻咬下唇,嘴角尽是笑意,但我的热情早已冷却。

  下一次安来电问我近况如何时,我又和她出去了。这次约会确定了我的疑心,我不知自己爱的是这女孩,还是她代表的文化,也可能两者是一样的。安不像白种妇女一样有外显而非内缩的下唇,但她的双眼并不细长,而是又亮又大。她的化妆恰到好处,刚好突显她细致的颧骨,在像我这样受到西方电影和杂志制约的眼睛中,显得非常吸引人。我们已习于欣赏雕刻般轮廓分明的线条,反而不太能接受中国式的柔和脸孔。安穿上高跟鞋非常自在,她披上外衣时,衣袖飘飘,转身时长发宛如波浪,一切显得再自然不过了。没有人会说,这个中国年轻女孩模仿西方的光鲜亮丽女郎。啊,安还很有主见,总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的一位朋友王先生,一天多管闲事建议我:“朋友,千万别想和那女人结婚,否则你会后悔。”

  “为啥?”他虽然直言无讳,我却不会太生气,以为他不过是忌妒我有这么令人艳羡的对象。

  他的回答更直截了当:“我告诉你吧,朋友,因为太太比丈夫聪明绝对没好处!”

  我吞下怒气,心里却不得不承认:王先生暗示安比我聪明,说的一点都没错。她不时展现她的敏锐聪慧。有一次,她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她哥哥不过是花花公子。这种说法立刻激活我的防卫机制,我想不起来她哥哥哪一次不提到环游世界。我替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要有钱才能当花花公子。”

  “不,”安嘲笑我的天真,“花花公子就是花花公子。如果要先有钱再谈玩乐,就不是花花公子了。如果花花公子没有钱,就用别人的钱。”

  我无法理解,她也从不解释。我转而看着她咖啡杯上的口红印,满腔疑问,不知从何问起。

  我们去看电影《简爱》,这是她决定的。虽然我全神贯注,最后也只能承认自己看懂的部分不及一半。我喜欢平克劳斯贝(BingCrosby)和琴姐·罗杰斯(GingerRogers)的电影,因为非常容易看懂。我喜欢《乱世佳人》和《煤气灯下》,原因是事先已经看过故事摘要。但是,要看没有中文字幕的《简爱》,当然是另一回事。

  安很能掌握状况,她强调我应该加强英语及西方文明的基础。“对一个年近三十的人来说,”她警告我,“已没多少时间学外语了。”我不能再愚蠢卖弄我在大学学的一点点德文,在军校听来的一丁点儿俄文或日文,拿来炫耀更是完全不智。我应该练好英文,集中火力,专心去学好英文。

  我们下次见面时,安带我到码头附近的一家书店。她已经订购一本《浮华世界》,要我保证从头到尾看完每个字。她还给我她以前的历史课本,从拿破仑战争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为止。我很听话,正好背袋已经变空了,于是随身带着厚厚的书,带到东北,又带回来。

  三十八年后,我仍然还在和英文搏斗。如果你是长期东学一点、西学一点,而不是持续而有系统地学习一种语言,你就永远搞不清楚字句的排列组合。不过那也很有趣,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后,我还是不知道如何玩别人的钱,但我乐意玩玩语言与文化。如果我告诉安,我是受了诱惑,不知不觉去做,不知她有何反应。无论如何,之后我只在纽约见过她一次,而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的热情一定已经冷却,完全没有当初在她身旁时那种莫名的紧张感觉。

  流亡生活有其有益及不便之处。现在即使以丰富的词汇,我也无法确切表达我如何走到今日的处境。西方人如果和中国人结婚,并且决定留在中国,通常会备受好评,被认定具有异国品味,心胸高尚,愿意和中国人同甘共苦。我们这些往相反方向飘流的人就得到不同的评价了,很少美国人会相信,我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相反地,他们认定我们是到已开发工业国家去追求物质上的舒适,其中包括自己的浴室等方便的设备。不幸的是,这样的批评自有几分道理。以我的情况而言,因为我必须以自己无法完全掌控的语言来书写,批评家可以轻易指证我模仿笨拙,思想肤浅,这种说法其实不算错。在美国永久居留了数十年后,我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我不知父亲会做何感想,记得我十四岁时,告诉他小泉八云根本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或美国人,后来才成为日本公民,取了日本名字。“可耻!”父亲说,“对他的祖国真是一大耻辱!”对他而言,公民权就是国籍,是由出生决定的。

  不过,不论是高贵或可耻,另一边的草地总是比较绿。有时为了求变化,我不介意某一天混合绿色及紫色,虽然我平常比较喜欢蓝色。说来奇怪,直到最近,在中国还没有人能做到。因此,不论我父亲是否喜欢,我必须接受下列事实: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新时代,选择的自由比血缘关系更为重要。父亲很有适应能力,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会了解这一切的。

  既然我已不知不觉跨过了文化疆界,我的见证可能有部分的参考价值。例如,有混合文化背景的我,看“文化大革命”的角度,就大大不同于那些没有混合背景的人。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强调平等,但从我的观点来看,却代表一场撤退回中国农民式纯朴的运动,以便于管理。为了保持公认的传统价值,必须去除穿高跟鞋和留着长卷发的女人。不可以有探戈、狐步、有口红印的咖啡杯,甚至布朗蒂(CharlotteBronte)或萨克雷(Thackeray)。《简爱》和《浮华世界》能提供什么呢?年轻女性爱上已婚男人;貌似忠贞的寡妇思念丈夫的老友;丈夫入狱时,不忠的妻子在家款待仰慕者。仿佛这些还不够腐化似的,还有少女在教会学校为食物而大打出手,男生被鼓励互舔,用金钱当奖赏!在中国要度日已日益复杂,没有这些扰攘,中国人会过得更好!

  难道我的生活不也变得很复杂吗?有时我会这么认为。也就是说,有时我会疲于多边的人际关系,不会引以为乐。这时,多希望能将满满的经验交换更基本的事物,例如我可以完全处理的简单问题。然而,当我再细想时,我故事中的所有人不是一度也有同样的念头吗?中国的问题在于,以庞大农业社会的单纯结构,突然之间必须响应现代世界的挑战,难怪会产生种种矛盾与复杂的问题。就我所观察,每个具有个性、力量或野心的人,无不想以组织上可以管理的方式,试着解决问题:蒋介石借着冥思的训练和伪装。毛泽东用辩证的权威,把所有意见转成群众路线的唯一选择。一度被指定为他接班人的林彪,更想加以进一步简化。史迪威为中国而努力,只打算处理一部分的问题,剩下的留给其他人。几乎是我父执辈的郑洞国,坚信所有的难处都可以被耐心所克服,组织的不足绝对可以用公正和善意来弥补。那个七十一军运输部队的张上尉,那个“小连长”,可能比我有资格做他的门生。趋向简单化也影响到日本人。冈村宁次在握紧拳头参加受降典礼前,一定也会和战友有同样的信念,也就是日本一旦承担起领袖角色,日本人的一丝不苟既然在日本奏效,必定可以协助亚洲从混乱中打造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也就是诞生自这个简单的想法。任何人都可以表达他对上述种种途径的偏好,但问题在于:谁成功了?

  将中国吸纳入现代世界的任务,可能尚待完成。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可能必须采取综合主义,将现代西方的种种观念及原则融合而一,其规模之大尚属空前。但在美丽的辞藻得以落实之前,我也许必须继续扮演失败记录者的角色。除非过去的所有不足之处都予以揭露,很难了解想象问题的层面有多庞大。在所有的神话都被解构前,任何对未来的蓝图都不过是幻想。

  和我在国民党或共产党朋友的牺牲相比,我为这个故事所付出的代价微乎其微。其中之一就是廖沫沙,我已经有四十年没有看到他了。四十年!在“文化大革命”后,他已获得平反。他一度享有高位,像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认定思想正确,受邀回莫斯科写作及出版。近来他却不再受到这样的肯定。他上一回见到我妹妹时,传达对我的劝告,并说我如果留在中国,一定熬不过“文化大革命”。我们之间的观点仍有歧异之处,但他同意替我将在北京出版的书题辞。我应该很感激。一如往例,我常让自己陷入困境,但总有办法避开致命关卡。

  最后再说一件事:我几乎拥有自己的浴室。淋浴设备及马桶就在卧房旁,只不过近来水管有些问题。房子屋顶很高,因此正值青少年的儿子虽然已超过六英尺高,但可以自由自在行走奔跑,头也不会撞到门楣。不过,最近内人说,我们的暖气费用高得离谱,也许应该考虑搬家。

  • 背景:                 
  • 字号:   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