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了“天下通”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个专业的信递系统，有着一条贯通东南西十三路一百九十四州的水陆连网快递路线，有着七百名经训练的快递员昼夜不停地接续传递，这速度和效率自然非单门单户的仆厮能比！
以前耗时耗力还花钱的家书传信，现在有了“天下通”，只需花上几十文到百文钱不等就可随时随地传递，且能保证您的书信及时安全抵达，既便利、又快捷，还能省钱，就算是普通的小民百姓也承担使用得起。
有着诸多这般的好处，“天下通”的信递业务很快在南廷开展得风生水起。
到得后来，就连朝廷非机密性的官寄、邸报、法令和诏命等也渐渐交给“天下通”传递，不但时间、安全上有保证，并且还将官府的驿递人员和花费开支节省了近一半。年终结算时户部侍郎叶梦得抱着账簿直眯眼，当即将朝廷的花钱大户——驿政的明年预算砍了三成下去。
“天下通”的出现，不仅促进了民间、官方的信息传递，更在无形中促进了南方思想文化的交流。
在宋代，文人的诗词文章，多半是借助士人的宴会、青楼瓦子的伎乐吟唱传播开去；当报纸兴起后，由于登报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还有稿酬可拿，比起传统的渠道更受文人欢迎。但书信与诗词文章不同，多是私下的讨论，不能登载到报纸上去公之于众，因此各地文人之间的交流依然受到空间距离的局限。
当“天下通”出现后，各地的书信往来不过是几天或十来天的时间，使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更方便，专业的快递业务缩短了大宋文人的空间阻隔，促使思想文化交流变得空前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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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制举诏令借助“天下通”的快递系统，在两天之内，南廷十三路二十州邑的报纸就先后刊载出诏令全文；十数天后，即使最遥远偏僻的矩州府和儋州（海南），也接到了“天下通”从京城临安传递过来的朝廷诏令。
果然如丁起所预料般，儒学大家——龟山先生杨时对制诏的反应激烈。借助“天下通”的快捷信递系统，他反对诏令的书信在三天后就从福建镛州传到隐居罗浮山的学生罗从彦手中。
罗从彦看过老师的书信后，忖思良久，提笔写了一道呈给皇帝的奏书，又分别给私交深厚的礼部郎中宋藻和户科给事中胡安国写了一封信函，交给他的一名学生送到惠州城的“天下通”驿栈，快递送到京城临安。
罗从彦给宋藻和胡安国的私信中极言他和老师龟山先生的担忧，希望宋、胡二人以儒学正统为道，劝谏皇帝废除制举的变革举措。
他在给皇帝的奏书中道：“制举非为弊，然提升到常科与进士科同等，又允商技杂户大肆入举，日久恐流弊深远、危害正朔……”
显然，这位豫章先生和他的老师杨时反对的并非制科本身，而是担忧朝廷对制科的改革之举将会招致恶劣影响。
杨时和罗从彦，这两位继承二程理学的当世集大成者，其思想嗅觉无疑是极其敏锐的，虽然此刻还没完全意识到这道诏令将会给儒学带来怎样的冲击，但已从新制举的十五科目中隐隐感觉到方技商工等杂学或会被抬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使两位儒学大家产生了某种不安。
如果任制举扩大发展下去，或许将会悖乱道统，让读书人不再以经义科考为“清贵”，更多去选择制科出身，甚至走向背离孔孟经学的“歧路”……
这是杨时和罗从彦师徒强烈反对制举变革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他们两人的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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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举诏令下达后，士子们初始是惊诧疑虑，但回过味来后却是暗自欢喜多于明面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