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可秀沉吟道：“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鼓励私学兴盛。太宗至仁宗年间，朝廷曾对有声望的书院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并召见德望山长、封官嘉奖，使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睢阳书院、太室书院声闻于天、风化于下，私学因之大兴。”
礼部侍郎也清楚这段书院兴盛史。其后，因书院盛于官学，朝廷自庆历四年起，先后大兴官学，颁布诏令，如：规定应试科举者须在官学读满三百日；神宗时实施太学三舍法，以官学的考试升舍取代科举应试。这些诏令无疑将士子推进官学就读，对民间书院是一个沉重打击。
在当时官府眼中，各地应有州县学，却不一定要有书院，因而索性将书院改为州学。
譬如，学佑三年（1036年），衡州官府便将私立的石鼓书院改为州学。就连天下四大书院之首的岳麓书院，也差点被改作鼓铸冶炼所，侥幸得存；后来朝廷行“三舍法”，潭州官府便在岳麓书院外又设湘西书院，以潭州州学、湘西书院、岳麓书院为官学三舍，学生依太学升舍之法递升，由此将岳麓书院与州学“合而为一”。
因朝廷兴官学抑私学之策，民间书院兴办渐颓。有些书院因无人为继而废弃，譬如宋初四大书院的睢阳书院（应天书院）在创学者戚同文死后，其子孙便把屋舍入官，从朝廷换取官职而不是继续办书院。
时人道：“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当然北宋书院并未“尽废”，且数量仍然有所增加，但确实是沉寂了。
名可秀皱眉，“官学当兴，私学却不应抑，此二者并不相悖。朝廷持政者有种谬误观，以为甚么都要烙上‘官’印才好，茶场盐场要官府榷易，学堂要官学……却不知天下之大，单凭朝廷之力，岂可完全担负？只知捏在手心掌控，却不明放手借财借力的道理！”
宋之意撇撇唇，道：“恐怕不是不明，而是害怕。”害怕私学更盛于官学。
当年潭州行“三舍”，以岳麓书院为上舍，而州学却为下舍，便可见书院的教学素质已远胜于州学之上；长此以往，朝廷能不担忧么？庆历之后，赵宋皇帝几乎无一对书院行赠书、赠额、赠田之举，便是持了抑私学的态度。
宋之意想到这，眯眼笑了笑，对主君提议道：“朝廷若对凤凰书院赠书……赠学田，并赐尹山长国子监博士的虚衔，便是对私学的鼓励，且以凤凰书院地处京师的号召力，其影响必远。”他本想还说赠额，话到嘴边又改了，心道赵官家那笔字较卫国师的差远了，匾额也甭换了。
“此举可为。”名可秀点头赞允，又补充道，“赠赐之行宜在朝廷颁布兴办私学的法令之后。”
宋之意哈哈一笑，潇洒拱手，“诺！”
说罢筹思已久的私学教育，名可秀又回到春闱之事，问：“省榜可有值得关注的人才？”
宋之意道：“此科礼部试的策论有二题：一为‘从两淮肃贪论吏治’，二为‘由两淮旱事论时政’，有四名考生的策论颇有称道处。”
他拿出誉抄的两题八份策卷，先呈上四份，“臣等四名主副考官阅卷后，评出了前两名：头名省元是钱塘籍张九成，第二名为潮州籍王大宝。”
名可秀先看张九成的策卷。
“……官员治贪无监督不足以成事，须立中央和地方连成一体的监察官署……中央设廉政台，如同御史台位于三省之外，虽政事堂亦不可干涉；州府设廉政司，不拘于路州长官，独行廉政监察职……”
她眼中渐流露出赞赏，谁说士子无能人，端看朝廷有无简拔人才的魄力罢了。若贡试不敢出这等针砭时弊的策论题目，又如何试得出真金实材？
继而，她阅王大宝的策卷，秀眉不由微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