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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中国”与红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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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接着谈你回国,还是接着谈柳青?

陈冲:回国没什么好谈的,都让人传滥了。

作者:听听你的版本。

陈冲:让我想想……上飞机之前,柳青问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答不上来。好像一去不复返的劲头。所以我才说:“咱俩私奔吧!”仗着要走,说话可以放肆,不负责任——就是我当时的心理。人一般都有这心理,对吧?惹事就惹事,反正我走喽!

作者:(笑)没想到回国又惹了事。

陈冲:(晃脑袋)那是真没想到。

陈冲决定回国去。那是一九八五年春节前,是她离开中国四年的第一次还乡。

从来没有离开家、离开外婆这么久过。四年的留学生活,她倒是几次与母亲聚散。一次她们母女竟在德国慕尼黑团圆,俩人恰都有出访事务,并恰恰在同一个时间。修了一阵德语的陈冲成了母亲的随身翻译。

一九八五年二月,一架将西越太平洋的美国联航的机舱里坐着陈冲。她倚窗往陆地看去,洛杉矶的花园、小房变得密匝匝的,被纵横的公路割成网络。飞机在上升、上升,这块新大陆朦胧起来。她想她在这块陆地上开创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带走什么又撇下什么。在渐渐远去的那块陆地上,有她四年多的心血和泪水,有她成摞成摞读完的课本和写完的作业,有她刚刚上坡的事业,有那辆老马般的忠实、老马般识途的汽车——在通向好莱坞的路上,它曾载着她的希望去,载着她的失望归。还有那位刚刚认识的、诚笃热情的柳青。

柳青说他将会看她“起飞”。他有言下之意的。

柳青大约不知她真正的心思。当她对他说:“我要回国了,我们私奔吧!”她心里被一个不很明显的念头鼓舞着:这回回去,也许不再回来了。这个念头并不被她的理性认同,但它存在着,并显示着奇妙的主宰力。

似乎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心里有种坠入温床般的舒适。陈冲喜欢一切旧东西,她觉得旧的东西上留有人迹,留着人情味。一些她用旧的东西,她总是随身带着,有时拿出来,对它们发愣或傻笑一会儿。因此她也无可救药地留恋自己的旧生活。外婆卧室里的旧书味,妈妈衣橱里的樟脑味。还有,那不用睁眼就能抵达的旧朋友家。那朋友家弄堂口有个街道工厂,再就是一部传呼电话,她仰颈子朝楼上喊:“闵安琪!……”

这些个“旧”几乎使此刻机窗畔的陈冲战栗。

在决定回国的一刻,她感到自己对这份不息的奋斗够了。实在是疲惫:哪天早晨想再伸伸四肢躺一小会儿,总被一阵类似犯罪的感觉惊起——还有书没读,还有功课未完成,考试在一分一秒紧逼过来。她在学校的功课百分之九十是优等分数,她的英文写作被教授评价为:“高于一般美国学生”。那又怎么样?她在好莱坞不再是那个“不知哪来的,不知是谁”的ChenChong;她的事业眼看在振翅。那又如何?……这四年多,天晓得,她对得住自己的时间太少了。她对自己太狠了。“舒服”在陈冲的字典中渐成了贬意:你舒服,就证明你没再学进任何新东西。她捺着自己的脖子去学习、去工作,去一字一句地学说英语。终于讲一口美国人标准、漂亮、见学问的英语了,用她那为汉语的咬文嚼字而发展成型的口腔与声带肌肉。她的人为己达到了自然,要在好莱坞正式、隆重地登场,她一切都齐备了——

那又怎样呢?

她终于踏上了归途。

陈冲没想到回归后发生的这一切。首先是在香港海关。她所持的中国身份和护照竟招致一大堆麻烦。没完投了地回答,直到深夜。她烦躁起来,开始与这个海关官员争吵。

“喂,你以为我会赖在香港?!”

“你没有过境签证,就不能在香港停留……”官员一再重复这句话,像一部坏了的录音机。

陈冲冷笑:“为什么他们(她指其他旅客)不用签证?”

官员:“因为他们持美国护照。”

陈冲:“美国护照进入中国的香港不必签证?”

官员:“对。”

陈冲:“你们只是拒绝中国护照?”

官员更正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陈冲狠狠看着这个黄皮肤黑头发的龙的传人,这张犬类的铁面无私的脸。

之后是扣留、审核,翻来覆去,闹到半夜十二点,她才被允许去旅馆休息。她本来只想经由香港转火车去广州,一番周折,使旅途陡然添出烦恼和疲乏。到了广州她便病倒了。

在广州有预先安排的机场记者采访和座谈会。两天下来,陈冲的咽炎恶化,几乎到了欲呼无声的地步。而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听说陈冲的归返,马上安排她在春节晚会上与全国观众见面。陈冲欣然接受了邀请——四年多了,她怎么也该向曾经的观众打个照面,拜个年。

陈冲的病在忙碌中加剧,却又被兴奋给忽略。到了上海,终于从医生那儿来了“禁声”的命令。她不可能从命。四年多憋了一肚子话、一肚子故事要讲。再说,到了与全国观众面对面的除夕晚会上,她总不能哑着拜年。

这个疼痛的喉咙说出的几句话却给她带来那么多的不愉快。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已闻知赴美的陈冲回来了,将与大家见面。于是电视机在年夜饭席间或席后打开了。

陈冲出现在银屏上,微笑着说:“我在美国留学四年了。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所以就系了一根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

注意:这里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条“红腰带”。本来陈冲生性随和,最怕隆重仪式,最怕自己弄出个煞有介事的形象。她有比这更精彩的话要讲,但她知道大年夜谁也不想听“报告”。人们渴望人之常情,渴望亲近家常。陈冲是在这种感悟下触发了以上的几句话。

不久出现于报端的批评使陈冲十分地“丈二和尚”。文章不长,五百字左右,口气却是不饶人的。

文章说:

在今年中央电视台的除夕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陈冲和大家见面。我们都寄予了热望。要看一看在美国留学的陈冲有什么进步,将为我们表演些什么。结果陈冲和大家见面了,并讲了话。

她讲的原话大致是:“我旅居美国四年,本来不打算回来,但是今年是牛年,我是属牛的,我算了个卦,我有两个礼拜的假,应该可以回来看一看;我又系了一条红腰带,现在中国有句时髦的话,叫恭喜发财……”听后不禁使我茫然良久。

撇开迷信味儿不谈,陈冲去美国四年,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陈冲很年轻,这样讲话,使老年人听了很难过。我认为这不能责怪陈冲,中央电视台为什么要安排这种讲话呢?而且她的即席讲话也与整个晚会气氛有关。

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观众不是平日一般观众,还有平常没有工夫欣赏节目的人。有各行各业,有各种民族,有海外侨胞,甚至还有外国人。这次晚会不是给观众“团结、奋进、欢快”的感觉,而是令观众感到庸俗无聊。陈冲受到这种气氛的感染,平日可能要求自己又不严,说出那种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陈冲的几句家常话,怎么就使这篇文章的作者如此“难过”呢?似乎还有爱不爱国的涉嫌。看到这篇文章后,陈冲仔细回想自己在讲话时的情绪:她的确激动,并由激动带来少许的语无伦次。但她哪句话讲得如此不得当、如此欠正确,引出人如此之严重的感慨呢?她自信是没有任何出格。“现在中国”与“红腰带”没有任何伤人感情的地方。她本意只想在当下的同胞生活中显得入流些,凑趣些。人们的个人生活刚刚与政治生活有所脱离,人可以有人味了,人可以正视自己本性中的欲望,诸如“发财”了。不是好事吗?为什么陈冲非得例外,非得气宇轩昂地去唱“我爱你中国”的高调呢?

刚一不唱高调,就有人以高调来训斥你了。

陈冲感到委屈和不解。只因为她是陈冲,只因为她曾被人拥戴喜爱,只因为她曾经的天真无瑕、未谙世故给人留下的美好印象,只因为她不顾自己的美好印象断然出了国,只因为她在美国生活了四年多,就足以使人对她几句最普通不过的拜年辞如此分析,如此不依不饶吗?

她一腔回乡的感情似乎受了伤。的确受了伤。她这样轻易地就得罪了观众,(尽管不是多数)以后怎么去与他们相处,谈你在自己祖国发展事业呢?她几乎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几年的留洋生活改变了我?把我变成了一个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的怪物吗?我真的不伦不类到连几句家常话也说不好了吗?……

同时,陈冲也意识到,四年多的时间使许多东西改变了,包括观众对她的要求和她对观众的要求。因此就有这个非沟通的交流,它必然导致误解。

家里人也能感到她的委屈。他们看到陈冲刚回国时的兴致、情绪的热烈。她那么欢天喜地地拥抱这个、拥抱那个;她和旧日上影厂培训班的伙伴们抱作一团,若可能,她似乎会拥抱整个家、故乡和故园。她没有吃上大年夜饭,独自颠沛北上,去为那个除夕晚会忙碌;她当夜赶回上海咽喉已脓肿得嗓音全无。怎么会想到,高高兴兴的几句话,招来这么劈头盖脸一通谴责。尤其文章中这几句话:“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句话莫名其妙的义愤之词,使陈冲和全家都意外和不知所措。

尤其是外婆。外婆甚至比陈冲本人对此事的反应更激烈,更觉得一腔冤枉。“什么意思?是隐射陈冲对中国不敬?对祖国不爱吗?又来这一套——扣大帽子!”她愤愤地说。

外婆是全家读陈冲来信最仔细的人。不仅读,并且总是咂摸外孙女每封信的情绪。陈冲极少在信中谈不愉快不顺心的事,但外婆能八九不离十地从信的字面语言听出字面下的真实心境。她的不顺利、她的艰苦,她的不屈不挠的上进心,她一如既往的好胜,外婆全都明白。外婆还把陈冲的一封封来信结集起来,不时拿出来重读。“……总是在图书馆待到很晚,不知为什么不想回去。因为回去也不是自己的家。好像没有一个地方我能把它叫做家的,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读到诸如此类的段落,外婆总要放下信笺,神伤许久。她太懂得自小看大的外孙女:一旦在国外遇到好事或坏事,她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国家。“中国就不会有这种事!”她会说。“中国要有这东西该多好!中国人要都能吃上这个……”她也会说。她甚至把自己的国家,自己同胞对自己的信赖和宠爱当成她感情的积蓄:没有亲情的冷土上,她靠这些积蓄来补足自己情感的需要。对于好莱坞的一次次出击,她是在一种有恃无恐的心情下:我有我自己的国家做我的大后方,我进可攻退可守。在美国的四年多,每当她受挫,她会想到那些曾给她写信谈心的观众们。然而她这几句拜年辞,无非存一点俏皮企图,却招至这么一场指摘。

外婆耐不下去了。她起身出门,找到了《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的门上。老人希望杂志能刊载她的一篇文章。她不仅是为陈冲辩护,也为一些不健康的民族心理忧虑。作为一个中国普通公民,而不是一个有名的青年明星陈冲的长辈,老人希望能从自己的立场上讲几句话。

外婆以本名史伊凡署名的文章被刊出了,题为“陈冲的讲话”。文章认为舆论对于陈冲这样一个二十四岁的女留学生是不公正的。“……短短的几句话,体现了一个女孩子的纯情和幽默,可是有人却不公正地横加指责……”老人还写到:“更令人不理解的是,直到最近,还有一位署名‘花甲老人’的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杂文说:‘大概这位电影明星已经忘记她是炎黄子孙了。……就在当时,脑子里立刻显现出另外一个名字……一个网球明星……但愿这位电影明星不会变成这位网球明星!’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不由得毛骨悚然。……对于这种拿一个人的几句话,指鹿为马、上线上纲的做法,我是打心底里反感的。……我们都是普通的人。……对一个人不能这样,一个人有缺点、错误,尽可以批评,但涉及到爱国不爱国的大问题,不能不慎重。”

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以“陈冲的讲话”为中心的文章不止以上两篇。在那篇批评文章出现之后,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陈冲一辩”的文章——“陈冲有什么缺点错误,同样可以批评。文章特别点了陈冲的名,好像陈冲寥寥数语的即席讲话,是这台糟糕的晚会代表作。但是,文章对于陈冲的批评,难以令人信服。,陈冲即兴感言,谈牛年、算卦,红腰带云云,无非也是想活跃一下联欢晚会的气氛,增添一点风趣幽默。有什么出格、走火的!想不到由于她的难脱稚嫩,以致授人把柄。其实‘迷信味儿’是谈不上的,正像我们平时在生活中漫不经心地脱口而说‘感谢上帝’、‘菩萨保佑’一样,并不使人感到这是在宣传‘迷信’。而在这篇文章的作者看来,‘迷信味儿’还是轻的,可以‘撇开’不谈;更不能原谅的是竟叫我们是‘中国’,她自己又算什么呢?这真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不叫‘中国’、‘现在中国’,那又叫什么呢?难不成开口非得‘我们中国’、‘我的祖国’才配做炎黄子孙?就是该文作者批评陈冲的这篇文章里,就有“‘除夕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是有一句话也‘竟叫我们中国’吗?如果按文章的逻辑,他‘自己又算什么’呢?”

这篇文章以理服人的文风,强悍的逻辑感与那篇“发难”文章形成对比,也形成公道、非片面的反驳姿态。这使陈冲的全家多少得到了一些安抚。

然而,社会上的舆论仍很盲目。民间口舌一向人云亦云;爆冷门的消息和评论一向更具刺激性。批评陈冲的文章当然是爆了大冷门。说法很快便传得沸沸扬扬:“陈冲闯祸了!”“陈冲在春节晚会上放了厥词!”“陈冲在除夕对全国观众说:你们中国人……”

对于有些走样到完全离谱的议论,谁也无力纠正。陈冲既无力,也无心。比起归国时嘻天哈地的她,陈冲似乎晓得了一点“世态受凉”。

她感到自己离开美国时“回国去发展”的想法未免心血来潮,未免一厢情愿,未免情绪化,孩子气。她明白自己对祖国、故土的感情,这就够了,不必解释。喋喋不休地解释自己是愚蠢和造作的。“一个人问心无愧,就把误会交给时间吧。”她这样写道。

她决定启程,回到她洛杉矶暂时停泊和好莱坞外围的生活中去。朝彼岸飞去的飞机中,陈冲对自己说:没退路了,向前走吧。

作者发现,陈冲在谈到这段“回国事件”时的态度是无所谓的。像讲她孩童时期一件事,当时认为了不得,天塌了;长大后,“那也算个事?”她竭力淡化当时她的情感反应,嘻哈着说:“就觉得没人疼没人爱了,走人吧!好像整个感觉挺悲壮!”

作者却认为这事不那么简单。它是使陈冲成为“争议人物”的一个重要起端。因此作者决定继续“挖掘”她。

作者:从来没经历报上点名批评的事?

陈冲:那时候没有。现在什么都听得进。怕人骂就不要干抛头露面这一行。那时我从来没听过公众的反面意见,一直听好话。四年后回国,刚一露头就挨了这一下子,当然吃不消。有点……给打蒙了。虽然不几天我外婆收到一瓶酒,是谢晋送来的,表示对外婆也对我的慰问,也是给我们全家压压惊的意思。上影厂过去的一些同学朋友也都来我家,为我说些出气的话,我还是觉得挺丧气的。好像被人抓破了脸,跟一些观众大伤了和气。觉得自己出国几年,连中国的客套话、吉利话都讲不来了,还能在中国社会生存吗?我在美国也常常接受采访,有的话也说得不妥,说重了,像我评论过美国人对历史的态度太轻率,但没人揪住我不放啊……

作者:(插话)在做你的书面研究时,读了你所有的答记者问,你在谈到中国的国情时,基本是护短态度……

陈冲:(大声打断)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太缺乏了解,或者是一种卡通式的图解。在他们想象中,中国就是缺衣少食、男尊女卑,每个家庭都是家破人亡,其实中国不是那个情况。假如他们不懂得中国的三千年历史和几代人的理想教育,他们不可能有一个了解中国的基点。不能概括文化大革命就用:“哦,全疯了!”一句话吧?大概我也不能避免我的片面性。但谁要用揭短的态度来谈中国,那就没任何可谈。

作者:咱们再回到那个风波上去吧?

陈冲:(笑)别叫它风波好不好?

作者:历史地看问题嘛。当时它不是有一定的舆论性吗?我当时在北京,也听说了。然后就找来那篇批评文章看……

(电话铃声,陈冲抱歉一声,到隔壁去接电话。作者便顺着她未及说出的话思索下去。时隔七年,这篇批评文章给人的感觉是神经质、自卑。一些中国人长期养成了一种自卑的民族心理,而表现出来又是自大。于是神经敏感到了病态的地步。某人的某句话出来,比如“现在中国”这句话,马上就让他犯神经质;马上他就听出一个尊卑的地位来了。你出国四年,“洋”了四年,他本来就留心你是否拿出一副“洋”的、“尊”的态度;你一个“现在中国”,好了,正刺在他那根神经上。因为他下意识里把“洋”摆在优越的地位上。你不可以说“现在中国”,但他自己说无妨。因为他把你划分到“优越”一档,你一说“现在中国”便是尊者对卑者的指手画脚。他就要拿出民族主义、爱国精神来压你的“优越”和“尊”。实际上洋=优越=尊是他心里得出的等同式,你根本浑然;你脱口而出“现在中国”,他便恼了:“她自己又算什么呢?”数这句话最为好笑。因为这句话让人听出那一腔悲愤,而悲愤又毫无来由。

“她自己又算什么?”言下之意:你以为你就算个洋人了吗?洋人可以叫“现在中国”,或者“你们中国”,因为是洋人嘛,也就容他指手画脚,也就咬咬牙,忍了,气全发在你身上。你也敢说“现在中国”?你也敢有这个局外人姿态?“竟叫我们是中国,”——这里的“中国”似乎是很不好听的一个词,被你陈冲硬叫到了他头上。紧接着便催出“她自己又算什么?”的悲愤。悲愤至此,便有了这般以牙还牙的逻辑:“骂我××,她自己呢?!”

这时陈冲结束电话,回到客厅。)

作者:就是说,挺扫兴?

陈冲:什么扫兴?

作者:第一次回国。

陈冲:(半玩笑)到现在还有余悸:我回上海总是悄悄的,很少接受采访,生怕又讲错话。有次上海的东方电视台提出要给我做个专题采访,我一直没有答应。他们好几次跟我谈判,最后说定不直播,我才答应。干吗呀,讲几句话让人当靶子?我已经很不习惯在几句话在争来辩去了。所以回国我从来不声张、不露面、不讲话。——唉,咱们谈柳青吧?

作者:能了能录音?

陈冲:随你。不过我没有腹稿,会讲得无头无绪或者千头万绪。

作者: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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