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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李敖Ctrl+D 收藏本站

  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突以暴力清党反共,中共猝不及防,几被赶尽杀绝,生还者也难觅安全的栖身之所。不意共产党里出了一个毛泽东,不按牌理出牌,而大搞农民革命,于同年八月一日组成红军,先在井冈山发展革命根据地。这无疑是一点星星之火,需要时间才能逐渐燎原。蒋介石却于无意中为星火提供了燎原所需的时间。所以当一九二九年春,蒋桂战争大起,毛泽东高兴地填了一阕《清平乐》: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词说得很明白,国民党军阀开战,使他能够乘机“直下龙岩上杭”,大搞“分田分地”的农村革命。等到蒋介石打完中原大战,国民党四大集团军同室操戈完毕,“匪势已经猖獗”,已非一点点星星之火了。红军已活跃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五个省份。

  蒋于一九三O年年底,确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并命令他的亲信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限期收复吉安,以及肃清赣江上下游。然后于十二月二日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濬、长沙何键,要他们严督“剿匪”计划,务于一个半月内收复失地。同月五日又以国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发动宣传战。然后由南京启程于九日抵达南昌,召开“剿匪”军事会议,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计划围攻朱德与毛泽东在赣南的根据地。此一军事行动,史称第一次围剿。

  此次围剿兵分三路,主力由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率第九路军(下辖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负责“围歼”,即包围红军根据地后聚歼之。朱绍良率第六路军《下辖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于鲁军之东协剿。蒋光鼐率十九路军(下辖三师一旅),自粤入赣。十九路军尚未集中完毕,蒋介石已指定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攻击。鲁军的张辉瓒师自右方由吉水、永丰前进,于二十日抵达东固,但红军已撤走,又适逢大雾,竟把约略同时抵达的鲁军公秉藩师误为敌军,而激战四小时。公秉藩一怒之下自由行动,张辉瓒亦不与联络,径自向龙岗方向进发,犹如盲人骑瞎马,行行复行行,离开龙岗不到六里,即遭伏兵阻击,结果全军覆灭,张辉瓒也被活捉。鲁涤平获知败讯,电令所属谭道源师向第六路军靠拢,进据源头,却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与红军遭遇,损失过半。第三天到了东韶,已是疲惫之师,在火网交射下全线溃败,谭道源北遁宜黄,逃到抚州,已是一九三一年的元月五日,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职师江(三日)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X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重,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

  左路朱绍良军的毛炳文师听到败讯,不愿再孤军深入,径自撤兵。但是蒋介石却要“趁匪共得意出动之时”,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军,向红军“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蒋介石元月三日致鲁涤平等电)然而士气既挫,已无法挽回,只好暂时罢兵。蒋原意趁中原大胜余威,一个半月足够荡平山野草寇,哪知张辉瓒兵败被俘,片甲不还,总共被俘不下一万余人,缴枪六千支,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红军并借此展开战略进攻,扩张地盘,苏区更加扩大了。毛泽东又高兴地填了一阕《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倒霉的师长张辉瓒入了毛泽东的诗词,可谓不朽,但死得确实很惨。他替蒋介石卖命,到江西剿匪,发现任何人家有去当红军的,满门抄斩,并焚其屋,在东固烧杀尤烈,以至于民愤极大,在公审时被处死刑。头颅被割下,钉在张氏宗祠的一块大匾上,旁插小白旗,上书“张辉瓒首级,送给鲁涤平”,放入赣江,顺流北漂吉安,张辉瓒号石侯,蒋介石得讯后,有“呜呼石侯,魂兮归来”的惊叹!鲁涤平更是胆战心惊,失去了斗志,被蒋训斥:“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见蒋介石复鲁涤平电)遂把鲁调往浙江,由何应钦来接替南昌行营主任遗缺,部署第二次围剿。

  这一次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除了原来的第六路与第十九路军外,加上王金钰指挥的第五路军与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以及行营直辖的五个师和三个航空队。王金钰与孙连仲都是降将,属于蒋介石的杂牌部队,蒋以官位与奖金来鼓励他们赴赣作战。蒋即已领教到游击战的厉害,不敢再掉以轻心,除了军事外,注意到党政的配合来封锁苏区,寻求老百姓的合作,加强地方团队武装,以及从事清乡以破坏红色工农组织等等。进攻命令则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发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即进犯东固,但进入苏区后,人烟全无,隐藏的游击队则鸣枪示威,此出彼伏,伺机偷袭,捕捉掉队的士兵,令敌人有点神出鬼没之惧。五月十六日,王金钰所属公秉藩师在东固遭到伏击,死伤枕藉。公师长仓皇逃至吉安,分别向在南昌的何应钦和南京的蒋介石报告噩耗。蒋一面命公秉藩入京面谈,一面严令王金钰等立即向东固反攻猛进勿延,“切勿以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蒋介石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电令)但是战场上的发展并未遵从蒋的命令,王金钰兼领的四十七师亦告失利,败退水南,与郭华宗师的一个团合并。但郭师听说公秉藩师全军覆灭,心理上已有了压力,无心恋战,再退白沙时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至于在藤田布防的王军郝梦龄师,知道红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后,不但未听从蒋命,“有进无退”,反而远撤至永丰。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就此败下阵来。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于四月一日分别自宜黄、乐安,浩浩荡荡南下,当接到蒋介石增援东固的命令时,即派所属高树勋师,取道中村,直奔藤田,然而由于郝梦龄师未战先撤,于五月二十三日被红军包围于一狭长的山谷之中,损失两个团,高树勋率残部退回,孙连仲无意再冒进,将整个军撤至宜黄。孙一面请中村败绩之罪,另一面则谎报回师之原因,说是得知红军将逼近南昌的情报,为了顾全大局而回师云。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信以为真,居然予以嘉勉。

  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率三个师,自南丰出发,于五月十日进占广昌,然而侦知另两路友军被击退后,仅留一个师守广昌,其余撤回南丰。留下的胡祖玉师于五月二十七日遭到攻击,胡师长伤重毙命。红军乘胜追击,切断南丰与建宁之间朱军的联系。并击溃朱军刘和鼎师的一个团于福建建宁。五月三十日,整个朱军溃退。于是朱、孙、王三路军皆败,驻守在兴国的第十九路军,实际上是按兵未动。

  蒋介石以七倍的兵力围剿朱毛三万红军,竟大败亏输,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再度暴露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低能,“棋差一着,输个满盘”,以及凸显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正是灭自己威风,大涨他人气概。蒋介石于六月二十一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竟痛骂部将无能,甚至当场痛哭流涕。毛泽东为“反第二次大围剿”,又填了一阕《渔家傲》,颇多写实: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原想一举歼灭红军,结果反而助长了朱毛的军威,大大提高毛在共产党中的声望,红军的实力更是大幅增加。虽有上千成百的伤亡,却有上千成万的俘虏,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还获得在苏区极为难得的药品与电报设备等等。蒋介石岂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筹划第三次围剿,并决定“御驾亲征”,早于六月七日致电朱绍良与孙连仲谓,十日后到江西督师,“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且谓“一听中正之命令,必能转危为安”云云。六月二十日,果然抵达南昌,遂即举行军事会议,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驻守南昌,由外国军事顾问参谋策划。何应钦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两路进击军与两个军团。陈铭枢被邀亲自指挥十九路军兼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包括蒋介石调配给他的四个嫡系师,总兵力达三十万人,比上次又超过十万,为红军之十倍。其声势如此浩大,可知志在必得,蒋介石并誓言“如不获全胜,死也不回南京”!他所定作战的方针是,“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先求击破红军主力,捣毁红军根据地,然后再逐渐清剿。”他并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正式签署《第三次围剿作战命令》。(参阅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O一至二O二)

  作战命令既下,何应钦左翼军的七个师担任主攻,自南城、南丰向广昌、宁都进发,企图捕捉红军主力,结果扑了一个空。左翼第一路挺进军总指挥陈诚、第二路挺进军赵观涛,到处寻找无着,疲于奔命。原来朱毛军自南丰、建宁一带,沿武夷山经过长汀、瑞金、雩都西移,来了一个外围大圈的“千里回师”,于七月二十八日结集于兴国县的高兴圩地区。此时右翼军上官云相所率的第三路进击军,自永丰抵达龙岗,与找不到红军主力的陈诚相遇,以为红军已经流窜而去,陈诚续向东固行进,上官则西向莲塘前进。八月三日,右翼蔡廷锴的第一军团三个师行抵崇贤,左翼第四军团蒋鼎文的一个师进至兴国,左翼陈诚的两个师到达富田,与红军主力在赣江东岸对峙。朱毛派一部伪装主力退向万安,蒋介石的侦察飞机误以为真,立命陈诚西进扑向万安,令赵观涛与蒋鼎文进军良口,欲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之畔。然而朱毛三万主力实未西移,调虎离山后,于六日中午来到莲塘,等候右翼第三路上官云相来投罗网。上官所辖师旅回良村进向莲塘时,果然钻进红军的“口袋”,遭到伏击,一个旅全歼,旅长谭子钧阵亡。在良村的旅长张銮绍被击毙,消灭了一个团,三千余人被俘,缴获枪炮马匹更多。之后,朱毛又令一军佯攻龙岗,实际率主力东进,包围黄陂,与左翼第三军团朱绍良的毛炳文师对垒。七日午时,红三军彭德怀和红四军林彪冒大雨集中火力猛攻,突入黄陂,歼敌三个团后,师长毛炳文于午后三时向宁都方向突围而去。八月中旬,朱毛又以红十二军引走卫立煌、赵观涛、陈诚诸部,使红军主力得以在白石与枫边地区整休,以逸待劳。是年九月初,两广异动,兵指衡阳,朱毛乘机歼灭蒋鼎文的一个旅于老营盘,击败蔡廷锴的一个团于高兴圩、一个师于方石岭。及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不得不接受败绩而收场。此役动员三十万人,进入赣南苏区,跑上千里路,周旋四十余日,不仅没有捕捉到红军的主力,而且又是损兵折将。何况蒋介石亲自督师,并侈言“剿匪任务约月内可完”(见蒋一九三一年七月十九日复福建省主席杨树庄电)、“预计本月可全部歼灭”。(见蒋介石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剿匪宣言》)结果又落此惨败,真是颜面何存?红军方面虽有红三军军长黄公略被飞机炸死,士兵伤亡约六千人,但斩获甚多,除获得大量人员与武器外,中央苏区扩张为二十一县连成一体的赣南、闽西地盘,面积达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人,已成局部燎原之势。剿“匪”变成煽风,愈扇火势愈大。

  九一八之后,蒋介石不肯抗日,反而仍要继续内战,名之曰“攘外必先安内”,哪有把国力消耗于内战之后,更有力量攘外之理?自然引起公愤与党争,逼蒋第二次下野。复出之后,弄到淞沪停战协议,仍然打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帜(见《国闻周报》第九卷第二十期),积极组织第四次围剿,规模更大、范围更广,然难度也增一成,蒋介石必须在全国抗日怒潮中,强行剿“匪”!同年十二月十四日,驻守宁都的一万七千名官兵,因不准北上抗日,径自投共去也。

  蒋介石虽然继续称共为“匪”,但已不敢小视,实已把数万红军当作大敌,动员数十万众。为了应付浩大的军费,还向美国政府借得一千二百万美元的小麦贷款。这一次,他决定对赣南中央苏区先采守势,于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出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欲先铲除这三个省份的中共革命根据地。他以武汉为总司令部,分左、中、右三路军,自兼中军,以刘峙为副,何成濬指挥左路,副总司令李济深兼右路,以王均为副。在战略上,提出“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口号,即令地方厉行保甲连坐之法;在战术上,“先肃清鄂中与鄂西之匪,再剿豫皖。”(见蒋介石一九三二年六月八日致朱培德、李济深电)

  蒋总司令于六月二十八日抵武汉部署,七月二日,召集湖北省政府委员,要他们注意守土责任,要求各县长应具与城共存亡的决心。翌日又召见湖北士绅,征询意见。七月十二日,亲自主持全省县长会议,做长篇训话,“希望湖北最近能剿灭赤匪,并且今后要做一个模范省”,要“剿灭赤匪”,须注意地方人民的力量(这一点很可能是外国顾问教他的),以及要效法曾国藩、胡林翼的精神(这一点绝对是他自己的)。(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九九)

  此次围剿的军事行动,自一九三二年七月上旬陆续开始。先以数十万大军进攻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七里坪一战,蒋于八月二十日致王均电曰:“据俘匪供称,几乎丧失十之七八,是靠不住的,因据红四方面军俘虏蒋军一军官说,此战国民党有六名团长阵亡,伤亡一百二十余名(见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页一九八),可谓双方各有伤亡。不过,张国焘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的确于七里坪战后准备撤退,于十月间率主力经豫陕入川。主力既撤,洪湖区的红三军也被迫转战于襄北、豫南、陕南,进占湘鄂边区,再转移到黔东打游击。蒋介石对这一仗十分满意,不仅驱走了红军,而且解除了苏区对武汉的包围形势。他高兴地把新集县改名为经扶(刘峙号)县、金家寨改称(卫)立煌县,并于九月二十二日向国府主席林森报告战果说:

  金家寨已克,长江北岸赤匪不难根本肃清。刻来庐山准备清剿江西残匪,期得早日平定,以慰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八八)

  所谓“江西残匪”,即赣南中央苏区,这是蒋介石的下一个步骤。此役总部仍然设在南昌。在发动之前,已做了政治性的“清剿”,诸如开筑公路、构筑碉堡、兴办保甲、封锁苏区等等。围剿的军事行动则分中路陈诚、左路蔡廷锴、右路余汉谋。蒋介石此时受到抗日的压力愈来愈大,而日本却不肯放缓脚步,步步进逼,使他更加迫切地想要尽速“肃清残匪”。在他的逻辑里,“剿匪”成为抗日的先决条件。(参阅《蒋总统秘录》,页一OO一)在积极推动下,陈诚率主力中路军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开始进攻,由赣北南犯,左路军负责肃清闽北,右路军负责清剿闽赣粤三省边境。蒋本人又自南京前往南昌督饬,于一月三十日举行“剿匪”军事会议,并于二月六日自兼“江西剿匪总司令”,设行营于南昌。但是日本已于一月三日攻陷山海关,威胁热河,抗日情绪更为炽烈,许多国民党官兵都要北上抗日,以至于“剿匪”的士气特别低落。而陈诚的主力军又在二月底三月初在黄陂严重受挫,国民党编的《剿匪战史》说,“激战两日,双方受创甚重”,掩遮了惨败的真相。让我们看看蒋介石于三月四日给陈诚的电文,便知端倪:

  我军此次进剿,不幸第五十二与五十九两师在固岗、霍源横遭暗袭,师长殉难,旅团长以下各军官前仆后继,奋勇杀贼,冲锋陷阵,至死不屈,此乃为本军未有之情事,其精诚实足以惊鬼神、动天地而寒贼胆也。中正接诵噩耗,悲愤填膺。从此我剿赤将士公仇之外,又加私恨。唯有踏着我已死先烈之血迹,奋其义勇,杀尽赤匪,方足报复我军上下官兵之仇憾,而为我阵亡先烈湔雪此无限之隐痛,以保存我军此次慷慨悲壮、杀身成仁、视死如归之光荣之历史,完成拯救江西人民、实行三民主义、奠定革命基础之使命,有厚望焉。除查明阵亡官兵姓名另案呈报追赠外,特先为我伤亡官兵颁发抚恤费五万元,以慰荚灵,而奖特功,此令。((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二),页三九○)

  此一电文很像出自陈布雷的手笔,然而惨败的真相已和盘托出。实际上,不仅仅五十二和五十九两师,陈诚的先头部队第十一师,在霹雳山一带中伏,于三月二十一日晚上,师长负伤,全线崩溃,令陈诚震惊愤怒不已。

  蒋介石有鉴于“剿匪”军事不顺利,而日军侵占热河更震动全国,不得不于三月二十六日回南京,将江西“剿匪”任务交由何键主持。(见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致何键电,见同书,页三九—)蒋回京之后,汪精卫复行政院长职,积极对日妥协,但日军侵犯不已,至五月三十一日才达成塘沽协定。委曲求全,只不过是为了稳住日寇,以便集中精力“剿匪”。其实“剿匪”部署未曾间断,蒋于四月四日已再亲赴南昌督剿,四月六日已开始布置第五次围剿,四月下旬又在南昌大做精神训话,要大家“不成功即成仁”,把红军当“心腹之患”,而日寇反而是“皮肤小病”!自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又亲自主持南昌政治训练班。又自是年夏天起在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诚为副团长,至是年秋天,受训人数已达七千五百余人。受训内容无不与“剿匪”有关,诸如《剿匪手本》、《剿匪训练要旨》、《民众组织》、《战时政治工作》等等。蒋明言“要练习打赤匪的本领来消灭赤匪”,甚至说:“赤匪就是禽兽,我们剿匪就是要剿灭这个禽兽,要将匪区里的人民,统统救转过来做一个人。”(蒋介石《剿匪的意义与做人的道理》)再加上反共教育与提倡四维八德等论调,以鼓吹“统一意志”、“一个政府、一个统帅、一个命令”。一方面要求受训军官不要“偷生怕死”,以便替他卖命;另一方面“天无二日”的豪情壮志,也不再加以隐饰了。

  蒋介石于八月间在南昌召开“五省剿匪军事会议”,声言“剿匪”乃全党全国的生死存亡关头。九月间订定《剿匪战术纲要》完成东南西北四面包抄的军事部署:北路顾祝同驻抚州,辖三十八个师,布置在南昌以南;西路何键驻宜春,辖三个师三个旅,布置在湘赣边境;南路陈济棠驻韶关,辖十一个师一个旅,布置在粤赣之间;东路蔡廷锴,辖十九路军的六个师和一个旅,布置在闽赣一线。以北路为主力攻入苏区,东路配合进而剿之,西路与南路阻敌逃窜,以便再聚而歼之。整个兵力不下一百万人,飞机二百架,德、意、美三国军事顾问参与谋划,可谓“倾巢而出”。难怪蒋于九月十日致电熊式辉转蒋鼎文、卫立煌说:“此次剿匪,实关党国与本军之存亡!”

  有鉴于前四次失败的教训,这一次蒋介石听取了德国顾问纳粹将军施克(GeneralvonSeeckt)的建议,采用了严密的“反游击战术”(tacticsofguerrilla—partisanwarfare),并不急着冲进敌境,而是先构筑一连串的碉堡和公路,逐步推进,步步为营,缩小包围圈,稳扎稳打,压缩苏区,逼红军主力决战尔后消灭之。根据此一战术,蒋介石对于修堡筑碉,特为重视,一再于电文中强调:“封锁碉堡一日不完成,则进剿计划即一日不能实行,希照屡电之意努力如期完成勿误!”(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九月十日致熊式辉井转蒋鼎文,卫立煌电)第五次围剿遂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七日,蒋介石下达第二一三号令指示部队行动纲领后,正式打响。

  这一仗整整打了一年。在厉害的碉堡战与持久战的压缩下、在众寡悬殊之下,红军再勇猛,似乎也难免劫运。然而红军方面处此大难,居然一反过去的运动战,避强击弱,各个击破,而与敌方碉堡打阵地硬仗,直如以卵击石。原来此时毛泽东被夺军权,中共由王明、博古(秦邦宪)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家。秦邦宪当上总书记,年仅二十六岁,不过他们有共产国际的鼎力协助,并秘密派送一名德籍军事专家奥托·布朗(OttoBraun)前来当顾问。此人碧眼金发,身高一米有八,莫斯科伏龙芝(Frunze)军校毕业,于一九三三年九月底,大战前夕抵达瑞金,取汉名曰李德,又署名华夫。中共的新领导瞧不起土包子毛泽东,而信任洋顾问李德。李德的打法是“不放弃苏区寸土”,以及“御敌于国门之外”,与数量众多敌军硬拼,一反朱毛的游击战术,使人数本来较少的红军,在消耗战中受到严重损失而难以增补,虽然坚持抵抗了一年,终不免于瓦解,于一九三四年十月,被迫决定突围,做战略性转移,国民党称之为流窜,共产党称之谓长征。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红军及机关人员八万六千余众,分别自瑞金、雩都、长汀,向湘西行进,开始漫长的长征。十一月十日,蒋介石的军队终于占领赤都瑞金。

  蒋介石四次“围剿”失利的对手都是毛泽东,而这第五次“围剿”胜利的对手却不是毛泽东。如果由毛指挥,蒋能得手吗?毛虽熟读孙子兵法,但并不是神仙,如果没有机会,谁也无法凭空创造奇迹。然而洋顾问李德以及中共新领导却失去可以转被动为主动,甚至转败为胜的良机。那就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发生的闽变。围堵红军的十九路军突然宣言反蒋,在福州成立政府,以李济深为主席,使第五次围剿的四脚凳垮了一脚,很可能导致整个围剿的夭折。毛泽东不仅洞察此机,而且特别写信给总书记秦邦宪,建议两点:

  一、红军与蔡廷锴的部队联合起来,在军事上互相配合,共同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二、鉴于蒋介石为了镇压福建事变,已将驻宁沪杭沿线的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全部调往福建,国民党江、浙、皖后方腹心地区兵力非常空虚,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其进攻江西和福建的部队回援,这样既支持了福建人民政府,又可解中央苏区之围。(引自辛子陵《毛泽东全传》第二册,页三十六)

  无独有偶,据宋希濂转述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的话,蒋介石“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十九路军在福建的变乱,他们如同共军结合起来,形势是很严重的,委员长曾因此几晚不能安眠”。(宋希濂《鹰犬将军》上册,页一三一)可是总书记秦邦宪与洋顾问李德计不及此,坐视蒋介石调九个师的兵力平定闽变,全无动作,徒让蒋军攻破福建十九路军后,再破江西苏区,反被各个击破。由此看来,如果毛泽东不被夺去军权,恐怕蒋介石还会栽大跟头呢。然而李德在回忆录里,虽承认第五次围剿由他计划,但认为蒋介石动员了十倍的兵力之外,更有五百架飞机、一千五百门大炮,且为结合政治、警察、军事三方面的大举。言下之意,失败非战之罪,对毛之批评,甚不以为然,并斥毛是一阴谋家,显然不愿承担军事失利的责任。(阅Braun,ACominternAgentinChina.p.40-41,86-87,99.101)

  不过,红军既被围死,以其八万余众,何能顺利突围,渡赣江而西?于是有蒋介石故意网开一面,于追剿之际,接收地方武力,以便“一箭双雕”之说。其实,若稍知蒋迫不及待要荡灭“共匪”的心情,便知此说不实。真正网开一面的是守在南边的陈济棠,南天王非有爱于共产党,而是与蒋有矛盾,怕被蒋一箭双雕,遂秘密“通匪”,只要红军不入粤境,答允借道西进,帮了共产党一个大忙。毛泽东有词为证: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那边烽火连天,瑞金失守,而这边得以借道,顺利西行,放下心头一块巨石,当然是“风景这边独好”!“南粤”,更点出广东方面的举措,使红军将士得以顺利过关。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下旬,得知第五次围剿胜利在望,高兴地于十月初带着宋美龄下庐山,去登华山游览,并访归绥、察哈尔、西安、太原、北平等地,没有想到久围疲惫的红军居然给跑了。蒋虽屡电诸将,要求“努力截追”、“务将西窜匪部聚歼于湖北以东地区,勿使漏网”,并未能克竟全功。他还亲自赴重庆、成都、贵阳等地督剿,亦无济于事;至一九三五年九月,自峨眉山军官训练团下来,知道追剿失败,自叹“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然则不彻底的胜利,并非真胜,甚至致日后之败。而中共红军虽遭惨败,然败而不溃,退而不乱,克服千山万水、高原草地,反而造成了一个真实而神奇的长征故事,奠立中共转败为胜的基础。一位美国学者认为,长征锻炼了中共铁的纪律、游击战伦理、摆脱共产国际控制,以及导致毛泽东的掌握中共最高权力(Wilson,TheLongMarch,P.292-317),甚是正确,若问孰令致之?岂非蒋介石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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