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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指缝的自由

李敖Ctrl+D 收藏本站

  我的喉咙还是不好,声音很难听。今天我再跟大家谈谈,个人的努力会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普世价值,就是言论自由。在世界各国的很多宪法里面,都谈到要有言论自由,可是呢,我曾经跟大家说过这是一句空话。为什么呢?言论自由要有言论自由的机会,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你讲的话只能给眼前的几个人听,给张三李四听,你不能够扩散出去,你争不到一时,也争不到千秋,也争不到一万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可是朝夕你也争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媒体帮着你传播,所以你没有言论自由。可是言论自由,怎么样可以有呢?有些人有了,为什么呢?他们是慢慢争取到的。怎么样争取呢?就是看有没有这种夹缝。

  言论自由有很多夹缝,那些管治言论自由的人,有的时候他会松掉,像抓一把沙子以后会在他的指缝之间露出来。首先,我们看到那些言论自由的标准,一开始都说很多东西是黄色的,因为你们是黄色的,所以我要查禁你。大家想想看,清朝政府查禁《红楼梦》,说《红楼梦》是黄色的,不可以看。好,中国人不许,外国人要(你)进口啊,进口书刊怎么办?好,有办法,我们在台湾的时候看到过那种办法,就是给你涂掉,进来以后用毛笔涂掉。譬如说,他说你是黄色书刊,外国认为我们是模特的杂志,可是台湾的标准是说三点不露,一露就不准,管你什么模特不模特。好了,怎么办呢?要进口啊,进口好了,国民党政府就用毛笔来给涂改。看到没有?一个模特来了,有一点,不得了,毛笔就给你涂掉。

  黄色以外,还有认为思想有问题的。中国人写,中国人写抓起来了,洋人写,洋人写抓不住,可是书进来以后呢就把它涂掉。所以,好好一本书,看到没有,涉及蒋介石,就给你涂掉。好好一本书,你买来以后给你涂掉。有的时候实在是整本都有问题了,只好得罪一次美国的洋大人,这一期绝对不给你了。有代理商,比如说台湾英文杂志出版社,告诉你,他说因为10月份的内容欠妥,我们禁售,延后一期,此致,贵订户。看到没有?这就告诉你,这本书你看不到了。为什么呢?查禁了。我们是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的,也是在这个环境里面斗争的。怎么斗争呢?就是我们不断地来要求它的标准。

  大家看,这有一张脸,这是很恐怖的一张脸,大家看清楚就这个人,你看这个人眼神多么凶悍。这个人是什么人?这就是当年国民党统治时代的中国的新疆王。他跟我是同乡,东北人,日本学校毕业的,然后赤手空拳到了东北,在新疆夺权,夺了权就搞个人崇拜。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声势,搞个人崇拜,他在新疆反反复复,忽然勾结了斯大林,这边呢就大抓国民党的这些人,后来勾结了国民党,又大杀共产党。毛泽东有一个弟弟,就是大弟弟,叫做毛泽民,当时就在新疆做革命工作,被盛世才抓到。抓到以后,他不要杀他。为什么不杀他呢?因为他两头吃。蒋介石派人去要求杀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为什么要杀呢?杀了以后呢,他死了你才不会再转变了。派了一个人去,叫王德溥。

  (后来)这个老头子,在台湾做过内政部长,跟我讲过这个故事。王德溥后来写一本书,叫做《政海游踪》,就讲到这个故事。这个盛世才是什么样一个人呢?他在反反复复的时候,他抓到了国民党大员,有一个人叫丁慰慈,他抓到以后就问丁慰慈:“你拿了苏联多少卢布?”丁慰慈说:“是你拿了苏联卢布,不是我。”打。打得说不说?我拿了多少,拿了一万。”“没有那么少,再打。”打打打,三万四万五万,打打打打,好,一百万,打到吃不消了,“我拿了一百万”。盛世才说什么?“没有那么多。”然后呢,从一万、两万、三万、四万打上去,再从一百万往下降。打,九十九万,打,九十八万,打,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最后五十万,拿了五十万卢布。盛世才笑了。“丁慰慈,为什么不早说?你早说了五十万就不会挨打了嘛。”这就是盛世才这种虐待狂——他要你从嘴巴里面亲口说出来是多少钱,那个数字、那个标准在盛世才自己的肚子里面,他不告诉你,让你来说。盛世才后来死在台湾。

  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书都被查禁了。动辄被查禁,没有标准,乱七八糟的,只要他高兴。结果他们查禁了一本书,叫做《大风雪》。《大风雪》谁写的?是孙陵写的。孙陵是个老作家,毛泽东到重庆的时候还去看过他。查禁了以后呢?孙陵老作家,跟国民党的另外一个系统(叫中统——中央调查统计局)有关系,就给国民党压力,你要解禁我的书。所以,他们最后给了一封信,就是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政治部给他一封信,告诉他《大风雪》一书业已解禁。解禁以后,孙陵还没完,他跑去质问陆军中将王超凡:现在我的书解禁了,当年你们为什么禁我的书?他跟主持查禁他书的那个国防部总政治部的上校发生争执。这个孙陵是有头有脸的,他说:“你告诉我理由,什么标准你查禁我的书”?那个上校说:“反正我们有标准。”孙陵说:“反正有标准不可以,标准在你肚子里面不可以,你要给我说出来,到底什么标准?”他说不出来。

  大家看看刚才我所描写的盛世才的故事,就是标准在他肚子里面。查禁你的书,标准在他肚子里面,他不告诉你,他也不知道,因为那个标准,打牌打输了,标准变严一点,搞不好,他买个彩票中奖了,标准就宽一点。

  我过去第一次坐牢刚出来,我要印我的书的时候,国民党他们就派了一个老头子,姓张,他说他是国民党政工干部学校

  (政战学校)图书馆的负责人,他比他们有学问,他负责来审查我的书。他就跟我见个面,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有两个东西不能碰:第一个,不能够提到生殖器,这个是不可以的;第二个,不可以骂孔夫子,孔夫子是不能骂的。这两点你做了以后呢,过去查禁你的书,你都改名字,就可以出版了。比如说,如果你写了一篇《李清照再嫁了吗》,宋朝的李清照,你改名叫《李易安再嫁了吗》,同样一个人,可是改个名字,我们就给你哈啦哈啦过去了。他告诉我这个秘密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标准就是这么简单。后来他离开了查禁的单位,他跟他们吵了架,离开了。他打个电话给我,说:“你要怎么写就怎么写了,我把你的书全部都通过了,这一次全都不查禁,全部过关了。我跟他们吵了一架,我不干了。”

  这就是所谓查禁的真相,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努力在骂国家领导人,或者骂中央政府,说你没有言论自由,未必。真正影响了阁下的言论自由的,可能不是他们,而是位阶比较低的那些上校们,或者那些科长们,他们是真正有权力的人,就好像德国参谋本部一样,那些上校中校是最有权力的。真正查禁你的书的人(所做的事),可能是个偶尔的事件,至少这个事件不严重,可以经过你的努力,能够说服他们,使他们能够从宽来解禁。

  当然我讲的话,只是一个笑谈,像台湾不准办报纸,当时不准办,理由一大堆,我给你看看他们的理由:第一,用纸太多了,我们要节约用纸;第二个,报纸太多了,饱和了,不许办报了;第三个,办报人才不够,不许办报了;第四个,现在是作战时间,所以不可以办报了;第五个,办的报太多了,影响了平衡;第六个,影响健全发展;第七个,避免恶性竞争。这七种说法,从1949年到1983年,连续这么多年,用了七个说法,就是老子们不准你们办报。蒋经国临死以前,最后一年,控制不了了,同意办报了,七个理由统统不见了,一个都没有了,就是说:可以办报了。所以,他们干涉我们言论自由的那些理由,基本上是笑话,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笑话。可是呢,他用来搪塞你,用来查禁你,用来捣你的蛋。这个时候就是我所说的,我始终相信,由于我们个人的努力,由于我们个人的技巧,由于我们个人的圆滑,而不失掉了我们的标准、我们的尺度,我们会争取一点算一点,我们可以不断地争取我们要争取的这个权利。所以,这就是我一再相信的这一点。

  大家看到这一张没有?当年的《新华日报》,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这一张,是在国民党最后跟共产党搞翻的时候,不许办报的时候,查封《新华日报》,最后的两张,由吴玉章带过去的,这个时间就是1947年2月28号。1947年2月28号,在台湾出了一件所谓二二八事件,在重庆也出了一件二二八事件,就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被国民党彻底查封了。可是我们想想看,在没查封以前,共产党利用国共合作的这个机会,那么样千辛万苦地办出来《新华日报》,有了多少影响,制造了多少言论自由。国民党派人驻在新华日报,监督他们每一天的稿子,《新华日报》还可以出报,最后,在查它的时候,还可以把最后的两三张报纸带出来,作为纪念,这就是争取言论自由的一些技巧。

  中国共产党受尽了国民党打压言论自由的窝囊气。今天中国共产党……他们也会想通,适度的言论自由,对他们没有害处。当美国的总统在北京大学、在清华大学演说的时候,现场播出的时候,给了美国总统言论自由,他们怎么样呢?他们跟你过不去吗?他们并没有。

  在古代,有一种谏官,就是我劝你皇帝,是以劝阻的方法,来取得言论自由,你杀了我,我也要劝你,我是敢言而不敢怒,我不跟你翻脸,我是很敢讲话的,可是我会笑嘻嘻地跟你讲,很技巧地、很诚肯地、一片真情地跟你讲真话,让你接受我的话,不然抱着你的大腿不放。为什么我要劝你?这是中国古代的方式嘛。今天,言论自由就是这样变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言论自由的取得,不是靠着横眉怒目,而是靠着相当高的技巧,这个技巧就是我跟大家一再说过的:情欲信而词欲巧。情欲信,就是我态度非常好,技巧非常好,内容是真的,证据在这里;可是,我讲的技巧,是非常细腻的,使你听进去的——如果你听不进去,你也只是皱眉头而已,如果你听不进去,你也会暂时地忍耐我而已。也许我会被你挨一刀,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会卷土重来,因为我是没完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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