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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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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亮,红军又出发了。前卫通过了岔路,接着是直属部队,因为有伤病兵和小行李,行军时不如战斗部队的轻便和整齐。
  忽然岔路前面响枪了,无数的弹丸从东边飞来,许多人都带着一点侥幸的希望,以为又是靖卫团保安队捣乱;可是,郭楚松、黄晔春、黎苏、冯进文,却十分警惕。他们知道响枪的方向有国民党的一个军部驻在那里,不可大意,等到机关枪响了,郭楚松就叫冯进文到警戒阵地去督战,掩护全军通过。同时又叫前卫赶快走——用不着顾虑后面;叫后续部队迅速跟进。
  冯进文到了警戒阵地,立即传达了郭楚松给警戒部队的任务。警戒部队接连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但本来人数就少,又有很多伤亡,而敌人第四次的冲锋又来了,于是他从通信员手中接过一把白晃晃的马刀,打开战斗旗;挺起胸膛站在散兵线上。他伸直左手把红旗向上高举,右手挥着马刀,高声叫道:“同志们!坚决打!党团员起模范作用……”
  散兵线上立即象火山爆发一样地怒吼起来:“打倒国民党!”
  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冲向红军阵地。红军在敌人进到手榴弹距离以内后,一排手榴弹打去,接着是反冲锋,于是敌人第四次冲锋又打退了。
  行军纵队在敌人弹丸的催促下很快通过了岔路。冯进文命令警戒部队退出战斗,当了后卫的后卫。国民党军队乘机追来,而直属队和前卫的左侧、前后都响枪了。这时侯后卫不知前卫的情况,前面也不知后面的情况,只有一件是大家都清楚的,就是坚决和敌人拼命。
  枪声愈响愈密,最激烈的是直属队一段,但他们能够担任战斗的,只有由六个班编成的警备连。警备连还没有占领好阵地,敌人已经到了大道,于是伤兵、病兵、担架、行李,乱七八糟的混作一团,离开大道,从右侧田垅中走,企图弯路过去。
  前卫在发现敌人之前,并没有判明整个敌人的企图,只是机械地遵照郭楚松的——不要顾虑后面,只赶快向前走——的指示,等到自己眼前出现了敌人,同时听到后卫的枪声越响越近,才醒悟是强大的敌人有计划展开成宽大正面来侧击,于是一面停止抵抗,一面向后面联络。
  郭楚松在前卫没有发现枪声之前,就上了警备连的阵地。他见到掩护部队太少,命令后卫团的先头营占领警备连的左翼,其余的人随着伤病兵,向大道右侧的田垅中撤去。
  冯进文从警戒阵地撤退后,昕到前面响枪,忙飞快地向前走。他走到郭楚松那里,气喘喘地向他说:“警戒部队撤退下来了,敌人追得很急哩!”
  “这地方不要紧,等后面的人过了就撤退。”
  冯进文再没有说话,同郭楚松站在反斜面上,有时上山顶观察敌情,有时回头去看田垅中正在退却的部队,有时左右游动去监视部队的战斗动作。他对于身前屡立战功并坚决抵抗敌人的警备连,虽然和郭楚松一样,有很高的信赖,但人数太少,总有点不大放心。可是,这时候他也和过去战争紧张的时候一样,很关心郭楚松的安危。他从郭楚松手上接过望远镜代替他观察;可是郭楚松又把望远镜抢了回去。他只好在郭楚松观察的时候,不时向他说:“我来吧?”但郭楚松并不给他,他也就不多嘴了。
  战斗经过了一小时,部队快通过完了。郭楚松叫冯进文写通知给正在战斗的左翼部队,准备退却。
  冯进文坐在反斜面上,纸垫在图囊上,专心写着。忽然“扎”的一声,接着身旁飞来一架望远镜,同时又听到短促而带着一点惊奇的“唔”的一声。冯进文向后一看,只见郭楚松空着两手斜向右后方,几乎倒下了。他大惊,仓皇地说:“怎么!怎么!”同时身子向前倾一下,一跃地站起来,两手带笔带纸去扶郭楚松,但郭楚松已经站稳了,右脚向后退一步,眼光扫在附近的地方找望远镜。冯进文没有去找望远镜,他那锐利的眼光在郭楚松身上看来看去,用安慰的口气说:“没有什么吧?!没有什么吧?!”随即向郭楚松走近了一步,看着郭楚松的左手,惊慌地说:“手出血了啊!”
  话还没有落音,在他右后方二三步处捡起望远镜的司号长说:“呵!望远镜打破了。”
  冯进文完全没有理会望远镜破与不破的问题,他在郭楚松举起血手来审视伤痕时,看见流血的地方——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的第二节——凹下去两分多深。他觉得伤势并不要紧,于是把望远镜接过来审视一下,子弹是从右眼镜中间穿过,进口大如指头,中间的轴和镜筒里面的三棱镜都破了。他抬起头来,看着望远镜微笑了一下,眼光便转到右前方的远处去了。过一会儿,后面的人过完了,冯进文觉得是撤退的时候了,想向郭楚松建议,但郭楚松已经吩咐另一个参谋,下达了撤退命令。
  于是战斗队形逐渐变成行军队形,原来的后卫披指定为本队,原来的前卫则为后卫,那群没有武装没有秩序的勤杂人员和伤病员成了所谓“前卫”,哪里没有敌人就向哪里走,后面的部队,也盲目地跟着走。
  冯进文一面走一面回忆这一带的地形,并用指北针定了定方向,忽然急促地叫道:“不对,不对!前面走错了,向正西去了。”
  郭楚松也惊奇地说:“谁在前面领头?”
  “谁知道!恐怕是勤杂人员伤病担架自由走的。”
  “恐怕就是,那方面没有响枪哩!”
  “那怎样办呢?”
  郭楚松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向前遥望一下,随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象帮助脑子思维似的。
  “好,就跟着前面走。”他在说话中吐出大气,随即大步前进,并用血手从胸前平着眼睛向左侧划了一下,眼睛随手转动。“叫所有的部队都走这条路,以免前面的回头而迟延行动。”
  “那不是更向西面去了。”
  “不要紧,等一下可以转向南面。这样才可以保持整个军队集中行动,同时还可以迷惑敌人。”
  “是!是!”冯进文肯定地说,“那么,我就到前面去,把路弄清楚。”
  “好。向西走一程后,就注意找到转向南面去的道路,队伍最好找个适当地点集合一下,以保持建制。要派出前卫。”
  冯进文飞快地去了。道路平铺在一条长长的田垅中,他从道路的侧面赶上去,快到田垅尽头,才赶上那批无武装无次序的所谓前卫,他们无次序地在那里乱叫乱跳,有的主张继续走,有的主张不走,谁也在作主,但谁也不能作主。主张走的说:“后面还在响枪呢?敌人一定会追来。”主张不走的说:“队伍都在后面,怕什么!等他们来再走。”
  冯进文到了之后,他们不再争论了。他叫他们集合,等部队来,自己就去问路,这时战斗部队陆续来到,他们以营为单位,疏散在田垅中集合,所有的枪都退出子弹,靠在左肩,那群混合部队——这时已不混乱——见到部队来了,都自动归还建制。顷刻之间,所有的人,都找到了一定的位置,队列于是又整齐严肃起来。
  冯进文把道路问清楚后,就同顾安华医生坐在路旁,等郭楚松来。
  郭楚松到了,他们两人同时起来向他敬礼。郭楚松的目光立即射到冯进文身上,同时说:“找到向南去的路了吗?”
  “找到了。”冯进文把身子向右一转,指着南山上说,“就是从那小路上山。”
  “路好走吗?”
  “听说还可以走。”
  郭楚松看着黄晔春和杜崇惠,说:“已经逼到西面来了。现在虽然已经摆脱了战术上的危险,但战役上仍有危险,要脱离被动,就要向前面走。”
  黎苏看了一下地图,有点怀疑地说:“我们离敌人很近,从这里向南,敌人可能发觉,就会取捷径回头截我们。”
  这时大家面面相觑,一时拿不出主意。郭楚松又去看地图,问了一下路线后,说:“马上向南是危险的,最好是继续向西,但不要深入太远。敌人看到我们向西,就会跟踪追击,我们再向西走一天半天,然后突然向南,钻敌人的空子,渡过刘江。”
  冯进文说:“刘江不易徒涉,沿岸有许多碉堡,没有多大把握。”
  黎苏说:“碉堡再多也不怕,只要没有正规军。问题是刘江好不好徒涉。”
  “刘江冬天水干,”冯进文说,“徒涉场是有的,但一下子不易找到,而且徒涉场附近多半有碉堡。”
  黄晔春说:“那问题就不大。”
  郭楚松说:“今天只能从这两条路选一条,我看还是向西然后向南,马上向南危险太大,很可能碰上敌人的主力——我们现在一定要避开敌人的主力。继续向西再向南,敌人就会甩在我们后面,至于碉堡,只要没有敌人的主力守就好办。”
  郭楚松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手上的血痕早已被冷风吹干了。冯进文和顾安华紧随着。
  冯进文看到郭楚松把要紧的事都处理了,就对顾安华使眼色,给他上药。
  顾安华拿着绷带,不断地看郭楚松的脸色,好象要趁着他说话的间隙而有所请求似的;可是,他那严肃的神情使他到了口边的话,又收回来。他这样耐心地等了好久,看到郭楚松有处理不完的问题,便鼓起勇气向他请求说:“司令,上药吧?”
  “慢点!”郭楚松不耐烦地回答。
  顾安华并不离开他,冯进文知道他的脾气,同时伤势很轻,就向顾安华小声说:“你走吧。”
  顾安华离开了,这时来路的枪声还在不缓不急地响着,而遥远的空中,又听到微小的飞机声,郭楚松怕部队拥挤,同时为了迅速转移,没有等后卫到齐就命令已经集合的部队出发了。他趁前卫逐渐开进的时候,在道旁不远约二尺高的田埂上一坐,草正露青,坐下很松软,这是他从清早起床后一天最安闲的一刻。
  护士长拿起绷带到他面前,既不敬礼,也不征求他的意见,用指令的口气说:“司令,上药!”
  护士长还象苏区小青年的样子,根本不等他回答,叫另一个小护士端弯盘,从行军壶倒点开水,棉花一浸,左手抬起郭楚松的左手,镊子夹起药棉擦洗了,郭楚松把手指分开,服服贴贴叫护士包扎。
  前面队伍在路上伸开了,郭楚松和司令部的人也上道了,山路还是崎岖曲折,国民党的飞机来来去去,他们对付的办法,还是老一套,到头上就隐蔽,飞过去就走。有时知道飞机炸弹打光了,飞机故意在头上盘旋威胁,他们就根本不隐蔽,继续走,有些老兵,还向飞机打几抢。
  太阳快下山了,到了一个村庄,冯进文领着三个穿便衣的来找郭楚松,他们都带着手枪。
  “这里是苏区,有个三县联合县委。”他指着第一个人,“他是县委代书记,不用介绍了吧。”对着那两个人,“张同志、陈同志是县常委。”
  郭楚松一眼就被第一个人所吸引,一来她是第一个进门,二来面熟极了。她穿一身灰布棉衣,戴块青色家织布头巾,他猛然想起了:“这不是刘玉樱吗?”
  刘玉樱落落大方地在郭楚松对面坐下,并送给他一小篮带壳的花生。又解下头巾,头发仅盖住耳朵,刘海轻松垂到眉睫,眼珠显得更为明亮。
  在这一瞬间,郭楚松下意识地从敞开的店门看着村中的队伍和老百姓,黄晔春正在那里同老百姓谈话。
  “郭司令,”刘玉樱的声音依然象从前那清脆悦耳,“你们辛苦哇!”
  郭楚松忙说:“你们在这山上打游击,也艰苦得很。”
  黄晔春听说司令部来了几个本地干部,高兴得向司令部走去。一进门,他谦和地向几个客人扫一眼,看到刘玉樱,刘玉樱正注视他。他根本没有想到她会到这里来,这个有革命经验的人,一时茫然,停一会才说:“今天到你们这里,好象到了娘家,群众多好呵!”
  “这里的群众确实好。”几个客人都说,刘玉樱对黄晔春半看半避地接上说,“已经通知两边山上的群众送米来。”
  黄晔春兴奋地说:“刚才看到已经有人送米来了。这么快!”
  “红军侦察员一到,我们知道有部队来,就想到队伍要吃饭的。”
  “啊呀!你是又主动又热情。你们知道是我们的部队来吗?”
  “我哪知道。问侦察员,他们还保密。不过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估计是你们的部队。”
  刘玉樱还是以前的刘玉樱,只是她不再是老黄的妻子。他们现在谈话,全是公事公办,郭楚松很想知道仅二十多天她怎么一下就到这个苏区来了。刘玉樱把来的经过和任务,简单说了一下。她旁边同来的人补充说:“这个地区位于幕阜山西端南面,全是山岳地带,是个联合县,后来敌人不断进攻,根据地缩小了,我们书记又害了痨病,没有一年半载也难好,上级就调刘玉樱同志来了。”
  郭楚松立即高兴地说:“玉樱同志,你提升了!”
  刘玉樱脸有点红了,不大自然地说:“我我……本事不大。”
  和他同来的另一个人抢着说:“有本事,有本事!她来我们这里才二十天,就办了几件好事。一件是加紧生产,除农活要精耕细作外,还组织会采药的人上山采药,国民党封锁我们,但药材在外地可以换些东西来。第二,对逃跑的地主,通过他们的亲戚朋友,叫他们回来,我们这里这几年人口少了,田土多,让他们耕种,愿开荒的,也由他们。他们和外地关系多,来往买卖方便,要盐也容易些,他们的子弟当靖卫团的,有些也不干了。第三,办好小学。要各村砍些树木把桌几板凳修理好,动员没有上学的孩子的家长送孩子读书,路远的带午饭,这样孩子上学的就多了。还有……”
  刘玉樱说:“那是大家一起干的。”
  “是。但还是你出主意多,跑得多,不知道累呵!”
  室内人越来越多,他们有些人是认识刘玉樱的,甚至有因为她和黄晔春的婚事而起过哄的,都以好奇的心理来看这个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区域的女书记。郭楚松不仅把他过去因他俩的婚事作过“多管闲事”的不平之鸣,消失得干干净净,而且引起对她的敬服。黄晔春早就看到刘玉樱是有作为的人,但他们的婚姻,究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的思想在一九二二年衡阳师范大闹学潮时期就比较解放了,近年来在苏区强调婚姻自由的风气下,他接到刘玉樱解除旧式婚约关系的信件后,虽然感到不快,但一想到十九世纪后期俄国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小说《怎么办》中,说到一个男子在接到他夫人提出要求解除婚约之后,经过考虑,只说了“尊重自由”四字,二十多天前,知道她另结婚时,他亦有同感。当着有些年轻人起哄时,他心里还是想着应“尊重自由”。
  郭楚松在黄晔春谈话的时候,吃开了花生。刘玉樱说:“花生还没有炒呀!”
  黄晔春说:“花生生的也可以吃呀!”
  刘玉樱笑了,是她进房以来第一次笑。她的笑声是直接回答黄晔春的,于是引得大家都笑了。
  笑声刚停,言归正传。郭楚松问刘玉樱说,他们明早要行动,还有百多个伤病员,能不能留下?刘玉樱和同来的两人同声地说:“可以。我们一定照管好。不过要留点药。”
  郭楚松说:“那当然,”又同刘玉樱,“你们要枪吗?”
  刘玉樱说:“有就要,”
  “要多少?”
  “随你们,二二十支就行了。”
  “多些行吗?一百支?”郭楚松问。
  “我看各部队所有的多余的枪,一概留给他们。”刚刚进门的政委杜崇惠立即插了一句。
  “好!”郭楚松马上赞成。
  “玉樱同志,我们枪有多,带起来也不方便,现在把多的统统留在你们这里,你们用多少算多少,如果用不完,就坚壁起来。不要落到敌人手上。”杜崇惠又嘱咐了几句。
  “好!好!”刘玉樱精神振奋,很自信地说:“绝对不会落到敌人手上!”
  许多人散去了,跟刘玉樱来的也说有事走了,黄晔春呆坐着,郭楚松朝杜崇惠使个眼色,对黄晔春说:“你们单独谈谈嘛。”
  山上农民三三五五挑起粮食、背起担架下山来了,红军看到他们,感激得要流出泪来,在这几天的恶战和长途行军中,几乎处处是黑暗,在这里,遇到了亲人的接应,能不激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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