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野一浪比一浪高的反对声潮中，于是便有流言传到坊间，说“朝廷欲纳大儒之言、取消商人应举”……
消息一传出，士籍考生们多拍手称快，而矛头指向的商籍考生们就心头杂乱了，有胆大不信的，有惶惶不安的，有胆小的甚至禁不住掩面悲嚎……然而，在这一片纷乱中，那些豪商家选出的优秀子弟却显得格外冷静——他们在等待身后家族的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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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反击的是海商。
人称东南海商十豪家，即是指“李孙周贺程、罗郑张蒲刘”十大家族，这十姓几乎垄断了大宋海贸的半壁江山，与官方打交道是常事——这官场交往多有讲究，海商们为了谙熟官府的法令和文牍书写惯例、以及台下的潜规则，均花钱养有几个专门和官府打交道并备咨问的文士幕僚。
这时候尚无师爷的说法，多称为“幕友”——不仅豪商会请，就是有钱的官员通常也会养上一两个，尤其是那些出知地方的京官，身边若有一个熟稔地方政务的幕友，到了州县后就不虑会被胥吏欺哄。
这些充当幕友的文士多半是考进士科但落榜的举子，但这些落第的儒生未必就是无才。
需知宋代的科举取士名额虽然比唐代高出约十倍，每榜动辙就是三、四百人（冗官就是这样来的），然而即使是这样高的取士名额，和应试的举子数（贡士）来比，也约摸为十人中一、甚至十五取一，若将及第进士和参加州县解试的几十万考生相比，那取士率就更低了，约为七八百儒生中只录一个，可见贡举竞争之激烈。
是以，落第的举子中也有才华出众之人。
这些未中进士的儒生多数会回原籍重新攻读，以备下届科考，但也有些举子因生活所迫不得不提前谋出路，一些有才干的便会寻个东主，或教书或为幕僚，签上两三年契约，等赚足生活费和路费后来年再考。
落第举子中能被豪商雇请做幕友的，自然有些才干，若论才学名望自然比不上名满天下的龟山、豫章二先生，但与官吏们打交道练出的口上笔下手段却是杨、罗两位大儒难及。
他二人驳斥制举之弊的文章足有上万字，难保每字每句都周密严谨，即使严谨也能被这帮文牍老手“寻章摘句”地揪出些可生歧义的地方，抓住后便予以锋利回驳。
第一篇回击的文章很快从广州快递到《西湖时报》。那一日，京城的暴雨似乎在轰隆几声响后下得更猛，如一颗霹雳弹投入，炸翻了酒楼瓦肆一干人等。
文中以孔子的弟子“子贡”为例，道：“昔日孔圣未曾轻商，今有自谓儒学正宗者，却视商人为贱鄙，岂敢言孔门正宗乎？”
这位被拉出来作商人表率的子贡兄，那可是儒生们耳熟能详的人物。
这位被称为“孔门十哲”之一的子贡，名端木赐，擅长经商，孔子曾赞他“货殖屡中”；让商人与有荣焉的是，这位堪称经商奇才的子贡也极擅政事，曾经出任鲁、卫二国之相，孔子赞他为“瑚琏之器”。这瑚琏是殷商时期摆于宗庙的贵重祭器，常喻有立朝执政之才的人，孔子以此誉子贡，可见这端木赐的能耐。商人们自然要拿他来说事。
商籍考生看之称快。那一日，这些聚在临安茶坊酒肆的考生们连说话声都提了一个嗓门，中气十足。
其后，又有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连续不断的回驳文章从临安、泉州、明州、扬州等海商密集的城市发出，竞相刊登于各大报纸，与杨时、罗从彦的观点针锋相对。
随后，内陆的豪商们也先后行动，又以蜀商的反应为烈。仁宗朝时就有授任成都府的官员奏报朝廷说：“蜀商多骄悍！”
蜀商发《巴蜀时论》上的回驳尖刻，《西湖时报》专门转了几篇，其中一篇道：“商人言利尚在明处，儒生言必称仁义，可知有多少蝇营狗苟在暗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