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从东京迁到杭州的巨商翻出靖康祸难后的丑事，由幕友捉刀发在《西湖时报》上，“儒生皆道商人重利轻义，然国家颠覆之时，士大夫不闻死节，前有降虏为帝的张邦昌，后有朝官王及之私取宫器贩市、余大均诱取宫嫔为妾——如此士夫，重利乎？重义乎？”
孙俊明指使府中幕友毫不客气写道：“儒者未必尽义，商者未必皆利！”
类似这般精辟又尖刻的驳论难以枚举，众商家子弟读来不由大呼痛快，一扫几日前的惶惶颓丧，谈笑间扬眉吐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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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自汉代独尊儒术后，何曾遭受过这般针对儒者的攻击，更何况是来自于儒生们向来鄙薄的商人阶层？这般有组织、有规模的反击，不仅儒子考生们看呆了，就连一些士大夫官员也懵了一阵。
杨时等人愤怒了，历朝文人间虽有论战争斗，但辩来辩去争的都是儒学正统，脱不了一个“儒”字，今时却是被儒林之外的商民驳斥，岂得罢手？
于是，这场看不见刀锋的儒商之战，迅速扩散蔓延开去，并形成以京城为核心，分两浙、湖湘、巴蜀、东南四大战区的“报端论战”，彼此间又相互声援影响，结成一片熊熊之势，几让人怀疑这暮春时节已入盛夏。
在名可秀有心引导下，这场论战渐渐从商人应诏的争论演变到“义利之争”。从《西湖时报》到《湖湘时报》，从《广南时事》到《巴蜀时论》……文人的笔椽舌战充斥在报端，又喧议于肆坊，一时闹得轰轰烈烈。
等儒学大家们醒过味来，意识到偏离了批驳主题时，南廷制举已正式开考。
那是三月二十九日。
贡院冲突
制举开考，似乎一切争论已经尘埃落定。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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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举按科目试，分举试（初试）、进试（复试）和殿试，均在京城举行。
如按贡举惯例，初试为州试，应在地方州府举行，州试后才是入京的复试，称为省试。从以前的制举来看，因应诏人数少，所以考生也多半不在地方考试，而是直接进京应考，在秘书阁阁试后即由皇帝殿试策问，流程相对简单。